他说得太快、太流畅、太抑扬顿挫了，像是事前已经演练了很多遍。从他光绪二十四年二甲第一名的祖父，到燕京大学八君子之一的父亲，再到“文革”中的四三派与四四派大辩论中的自己，20世纪的中国渗透在他的家族史中。如今他坐在莫斯科西南郊的一座二十四层高的饭店顶层。他的老北京饭店就开在这里，桌布是蓝底白花，包间以“燕南园”、“蔚秀园”、“燕东园”等命名，似乎饭店应该叫“老北大”、“老燕大”，而不是“老北京”。

　　他的少年时代是在中关园度过的。“朱光潜、任继愈、黄昆、季羡林、冯友兰”，他说了一串名字，他们都是他的邻居，在院子里推自行车、买大白菜。他在主要由高干与高知子弟构成的一〇一中学读书，在这里他经历过“文革”最初的狂热。他们在排演戏剧，在苏式的北展剧场演出，他是《抗大之歌》的男主角，他英俊、热情、自我陶醉。前往山西插队时，他也没丢掉这种优越感。他能背下整本《基度山恩仇记》，用标准的播音腔重述，在特别的时刻突然停下来或提高声调。在只有毛主席语录、高音喇叭的乡村，这是再受欢迎不过的才能。他被邀请走乡串户，讲述一个法国青年复仇的故事。

　　像同代人的幸运者一样，在经历了理想的覆灭、毛泽东去世带来的不确定性后，他回到北京，赶上新时代的列车。他的表演才能也得到施展，他成为八一剧团的演员。也像很多同代人一样，他们的命运在80年代末再次经受考验。他所在的剧团团长找他谈话，说滞留在城外的军队要进城了，每一个编队需要一名广播员，他们要用字正腔圆、宽厚、值得信赖的声音向沿街情绪激动的北京市民宣扬党与军队的善意——他们只是要恢复秩序。“他们肯定会保证你的安全。”团长向他许诺。头盔、防弹背心都已备好。

　　他不知道团里谁成了广播员，他记得那天清晨，他和很多同事聚集在剧院的大门口，心灰意冷，充满愤怒。接下来的两年中，他一门心思要离开中国。1993年初，他最终得到前往苏联红军剧团交流的机会。他是读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修养》成长的，俄罗斯的戏剧与表演传统对他们这一代影响至深，他申报的课题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他在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来到，帝国业已解体，新秩序尚待确立，到处是混乱，到处也是惊喜。不过，对他来说，这则是沉静的一年。他穿梭在不同的剧院中，一边学俄语，一边沉浸在契诃夫、巴耶托夫的世界里。这也是俄罗斯令他深深触动之处，政治、经济的动荡丝毫没有影响人们涌入剧院的热忱。动荡还加剧了人们对艺术的渴望，他们更期待某种恒定的情感。这也是大开眼界的一年，一些细节尤其令他难忘。他不无惊奇地发现，红军剧团的表演剧目大多与军旅生活无关，而是《假面舞会》、《聪明误》、《打野鸭》这样的浪漫剧、讽刺剧。“他们天天生活在军营里，为什么还要在剧院中再看到军营生活？”导演反问他。导演多少有些不解，为什么中国的八一剧院里所有题材都与部队有关，老班长的故事被一遍遍地重排。可能也是这一刻，他明白了为什么1991年夏天莫斯科的士兵拒绝对市民开枪。是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说的吧，一个阅读狄更斯的人比一个不阅读的人更善良，人类的最大敌人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人的心灵、人的想象力的庸俗化。

　　他安静的艺术追求被骤然涌现的新机会打破了。中国的小商小贩正潮水般涌来，带着他们的货物和在中国社会训练出来的贪婪与精明。他的俄语则派上了用场，给他们做简单的翻译，也能挣上一笔不菲的外快。一位温州人拉他入伙，给他展示了前景有多么妙不可言。温州人让他脱下袖口磨损的皮夹克，这是三年前他在北京所购，价值五十元人民币。一天后，皮夹克被重新上油、磨光，挂在摊位上，以七百美元卖出。赢得了民主的俄国人什么都缺，仍没培养起鉴定真货与假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