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间屋子摆满了泰戈尔家族男人们的油画像，他们都有个显著挺拔的鼻梁。另一间陈列室里是泰戈尔的画作。他在晚年时突然爆发出绘画的能量，也像他的诗歌、小说、歌曲、表演一样，似乎一开始就进入了成熟阶段。我多少吃惊于色调的黑暗与紧张，像是蒙克的版画。那个写作童谣一样诗句的人，内心潜藏着另一种力量。

　　这朴素的院落与展览没有太多的吸引力。我赤脚在地板上走着，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我从未对泰戈尔产生过特别的兴趣，《吉檀迦利》与《新月集》都曾短暂地出现在我的书桌上，但那些诗句从未打动我，它们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抒情，假装像儿童一样说话。倒是他的小册子《民族主义》，我读过至少两遍。它是泰戈尔1916年在日本与美国的演讲集，强烈地批评全球范围内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认为那是虚荣、利益与权力的扩张。我在2008年的春天读到这本小书，猜想如果他在此刻的中国发表演讲，会是怎样一种态度，他的世界主义仍处处受敌。我还知道他来过中国，那是个混乱、焦灼的年代，中国人渴望一切来自外界的指导，杜威、罗素都来过，人们还试图邀请过爱因斯坦。泰戈尔和他们不同，他不是来自代表科学、民主、强盛的西方，而是来自印度，一个比中国更失败的国家——它不仅落后，还亡了国。泰戈尔却在这种情况下，为印度赢得了另一种自尊，他的诗歌征服了欧洲，他还四处宣扬东方文明的重要性。他的这种观点，一定给予了一些中国人某种鼓舞，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亚洲价值观”的前身。

　　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用孟加拉语写的，印度与孟加拉国的国歌都出自他。不仅泰戈尔，甚至整个南亚大陆在我脑中都是一片空白。谈论亚洲时，我想起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它们或多或少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至于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那是个全然陌生的世界，也激不起任何兴趣。我们的世界观中充满了等级意识，当我们谈论世界时，世界仅仅意味着发达的、白皮肤的欧洲与美国，他们意味着财富、权力、教养的更高等级。我们对于黑色、棕色皮肤主导的地带毫无兴致，本能地视作更低的等级。即使我们的时代充斥着权力中心东移、中印崛起的神话，我们对印度仍没太多的兴趣。

　　“别乱吃东西，只喝瓶装水，要打防疫针。”北京的朋友听说我去印度，警告我说。在全球经济中刚刚大放异彩的软件公司、呼叫中心的印度形象，压不过那个失败的印度形象——连车厢顶上都站满了人的火车、满街的垃圾、路旁睡着的人群，“红头阿三”的印象也偶然冒出，他们天生是做苦力的。印度宗教与文化中神秘色彩从未让我产生兴趣，虽然美国的诗人、英国摇滚乐手，还有无数的嬉皮士都曾流连忘返。当代中国人对印度人产生的短暂兴趣来自电影，《流浪者》感染了一代中国人。他们既在其中感受到期望的自由，又读到了感同身受的愤怒：一个法官的儿子就一定是法官，一个罪犯的儿子一定是罪犯吗？像是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贼子生来是坏蛋”的另一种控诉。多姿多彩、自由自在的歌舞片，为那个压抑、单调的中国带来了乐趣。但这些形象，都压不过印度在物质建设上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