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到达加尔各答时，这种失败感的确扑面而来。城市似乎一个多世纪以来再没修建过新的建筑，最雄伟与漂亮的建筑都是英国人的遗产，但它们都在可悲地衰败。红色的作家大楼，白色的邮政总局，连成一片的银行、律师楼，它们曾是英帝国的象征，都曾闪闪发光，如今全部年久失修，褪色，墙皮脱落。

　　到处是公共管理失败的例证。人们睡在马路两侧，甚至中央的一条隔离带上，总是交通堵塞，黄色的出租车挤占道路的一半，不停地鸣笛，男人们在路旁的水洼旁小便，他们可以半蹲下，像是杂技表演，似乎这种姿势保持了最后的体面。人人都吃槟榔粉，车上、路旁总有人出奇不意吐出一口红色的唾液，露出腥红的牙根。连电线都响应了这种拥挤与混乱，它们经常是如一团乱麻般纠缠在一起，竟然仍在运转。

　　奈保尔浮现在我脑海里。他来过加尔各答，那是1962年，印度获得独立的第十五个年头。尼赫鲁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尚未消退，但奈保尔看到的则是一个可怖景象。殖民者早就离去，民族主义者们无力管理从英国手中要回的一切。原本容纳二百万人口的城市又涌进四百万，随之而来的是公共管理的崩溃。他们该住在哪里，水源与食物在哪里，有足够的医院、警察局、公共汽车与厕所吗？“触目惊心的人类档案”，1960年的一期《孟买周刊》这样形容加尔各答。奈保尔曾引用了这句话。不过在首次的印度之旅中，最令他震惊的是印度人对于苦难的无动于衷，它还发展成一种习惯性的自我蒙蔽，他们不能直接面对自己的国家，否则必定会被眼前的悲惨逼疯。

　　又一个五十年过去了，对我来说，它仍像是“触目惊心的人类档案”。我从未见过贫困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展现在城市的中心。教育的失败也随处可见，尽管英语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大多数出租车司机完全听不懂任何英文单词。而我们在泰戈尔的故居周围问路时，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具体地点，人们对于自己生活的环境既不敏感也没兴趣。

　　我对于印度的理解深深烙上了奈保尔的印记。在这位特里尼达的印度后裔眼中，印度是个失败的国家、断裂的文明，所有的辉煌历史都掩饰不了它眼前的困境。他要毁掉关于这个国家的任何幻想与同情，他又知道自己与这个国家撕扯不断的内在联系，印度是他洗也洗不掉的身份认同。

　　奈保尔深深地打动了我。可能是他的冷静，更可能是他执著的自我追寻，在他描述的印度里，我分明感觉到自己与中国的关系。我们都是受伤的文明的后代，都在为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的虚荣与自尊苦苦挣扎，都急于打破同胞们自我蒙蔽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