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他的开阔眼界和这股雄心，印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许诺与支持这种雄心。我很难想象，中国会产生对应的人物。柳传志或是马云，他们都是卓越的商业领导人，并有一种大众偶像式的魅力，但他们会写一本《想象中国》，谈论这个国家的困境与希望，给出自己的解剖与方案吗？很显然，这不仅仅是缺乏才智与兴趣。

　　但班加罗尔吸引我的，不是软件公司、呼叫中心、商业领袖，而是一位历史学家，拉姆钱德拉·古哈。离开北京前，我读到他的《甘地之后的印度》，我很久没读到这样令人心动的历史著作了，能将典雅的叙述和透彻的分析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厚度超过八百页。它还有着畅销书的特质，给予读者一把钥匙，将如此复杂的当代印度史，经由一种理念而串联在一起。

　　我们约在Koshy咖啡店见面。这里下午嘈杂、热气腾腾，墙壁上挂着黑白的照片，那是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景象，有一种危险的怀旧——那是个更单纯、更具美感和更有秩序的年代。自从1904年创办以来，它就是本地艺术家、作家、新闻记者和风雅人物的聚集地。这里用蓝色桌布，服务生们的白色制服像是中国警察在80年代的服装，只是少了两个红色肩章。市区的味道与机场不同，而硅谷的味道与景观都被隔离在郊区的工业园区了，市中心仍是那个摩托车、破建筑、英国殖民的遗产构成的印度，偶尔的几座现代购物中心，都显得鹤立鸡群。

　　古哈准时而至，白棉布衬衫，暗黄色裤子，运动鞋，身形魁梧，他曾是个板球好手，而他第一本引起广泛注意的书，是关于板球的历史。

　　“他只是个体育历史学家。”一位小说家曾不屑一顾地说。当时，他们正就印度的民主问题在报上打笔仗。除去情急中的小说家，没人能把《甘地之后的印度》的作者不当回事。他刚刚坐下，一位热情的读者就前来表示敬意，《华尔街日报》欢呼他是“首席印度记录者”，查理·罗斯邀请他出现在夜晚谈话里，更重要的是，印度人拥抱了它，这样一本严肃、厚度十足的作品，登上了畅销书榜首。这本书的命运也像是印度现实的延伸。绝大部分印度人读不懂英文，这里有十五种官方语言，不同区域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独特文化传统与语言方式。古哈对我说，它已被翻译成这十五种语言中的六种。

　　这也是这本书的核心命题：是什么把这样广泛的人群和区域变成了一个叫印度的国家？19世纪的英国殖民者们感慨，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印度”。人们觉得自己是旁遮普人、孟加拉人、马德拉斯人，而非“印度人”。欧洲人依靠某种语言、区域或抽象的民族本质，而成为一个个的民族国家，而印度，“旁遮普与孟加拉的差异，要比苏格兰与西班牙之间还大”。这种怀疑也贯穿了20世纪。宗教、种姓、语言、阶级，这些屏障难以克服，似乎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混乱的冲突，穷人又太多了，他们能理解民主制度的含义吗？

　　但印度不仅存在下来，而且生命力旺盛。古哈相信，“民主”是理解这一切的钥匙。比起广泛传诵的经济故事，他认定“当代印度真正成功的故事是政治而非经济”。正是民主政体，才让这么多嘈杂的声音与争端共同存在、相互激发，而印度也对民主这个理念做出了新的补充。

　　古哈热情、亲切，但我们却没有太多好说的。他所知的一切都已在著作与文章中表达清楚了，更糟糕的，我还同意他所有的看法，认同他的视角。他是我最欣赏的那类知识分子，既有强烈的热情，又保持着冷静与批评的态度。在印度沉浸在自我庆祝时，他列举出“印度无法成为超级大国的十个理由”。他赞扬了这么多印度的民主，也对它的弊端忧心忡忡。

　　他对中国议题没有兴趣，倘若印度代表一种政治理念，中国则代表另一种，它们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国家间的，也像是理念间的——民主而喧闹、集权而一致，到底哪种体制的运转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