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刻看，中国似乎获胜了。在印度，我时常感受到对中国的焦虑。它既来自战争的挫败——四十年前与中国的那场战争，让印度丢掉了独立后所有的骄傲——也因意识形态的遗产，六分之一的地区仍被毛派分子占领着——天知道黑皮肤的人们是否了解毛泽东思想，他们却宣称自己是他的信徒。而此刻是经济上的竞争。很少有中国人把印度当成严肃的竞争者，如果你到过印度的城市与乡村，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基础设施上，中国已领先太多，中国人也普遍比印度人富裕得多，当印度宣称自己有两亿人已是中产阶级时，一定招来了中国人的嘲笑。但在印度的媒体上，中国却一再出现，他们比中国人更热衷于讨论龙象之争。

　　“这是媒体泡沫，明年是战争五十年，肯定有更多的争论。”古哈轻描淡写地带过。比起他的精神偶像泰戈尔，他对中国几乎算得上冷感，除去一次为了批评印度的迟缓效率，他提到了一位入狱的上海市委书记——这么高阶的官员也能入狱，印度需要这种效率。他沉浸在印度的纷纭头绪中，要清理这一切够他花去几辈生命了，他正在写两卷本的甘地传记——他对世界的影响仍未得到足够的描述，他的早年生活也没有得到详细的研究。

　　有那么一两个时刻，谈话突然中止了，我不知该问什么，他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各自喝上几口咖啡，听着周围一片的嘈杂，班加罗尔的傍晚已在窗外来临，摩托车发出轰鸣声，背着黑色电脑包的青年人满脸疲倦。

　　我意识到自己的尴尬。不管中国比印度多建造了多少公路与大楼，多消费了多少汽车与名牌时装，在智力与创造领域上，中国却可悲地落败了。一百年前，当泰戈尔环游世界时，他是伦敦、巴黎、纽约、柏林的贵宾，人们倾听他的东方智慧。而中国的一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却从未受到如此礼遇，他们是西方的热切学习者，却很少有人乐于询问他们对世界的见解。这种失衡也留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泰戈尔有无数的中国追随者，却从未有一个中国诗人、艺术家激起这样的回响。如今，我来到这里拜会拉马钱德拉·古哈，像是谭云山追随泰戈尔的延续。当我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时，需要依赖一位印度学者杜赞奇的论述。

　　这种失衡弥漫到细节里，从加尔各答、瓦拉纳西、圣蒂尼克坦到班加罗尔，不管是城市还是小镇，我总是钻进书店，在行李中塞满英文书，很多与印度无关，只是英语世界最新的出版物。我在如此辽阔的北京，找不到这些书。在富裕的中国，你可以买到一切，却买不到最新的书，你有数不清的电视频道与报纸杂志，却不能在上面讨论任何严肃的话题，所有的欲望都被鼓励，除了探求人生的意义、社会的目的等话题。这正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人生意义所在。

　　是我的虚荣作怪吗？在中国崛起的这个故事中，我们的角色令人可悲地弱势，甚至全然缺席。印度的存在，像是提醒我们的状况。“印度是个多元社会，它创造出了民主的魔力、法治和个人自由、社群关系与多元文化。这是个多么适合知识分子的地方……我不介意在这里重新发现印度十次。”一位美国大使在离开新德里前，这样说过。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我们该怎样重新发现中国，辩论关于我们国家的一切？我们差点忘记了，自由的争辩，也是人类的尊严所在，即使它不比食物、居所、性更重要，也至少同样重要。

　　2011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