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电车总站门口下车，大批电车停在那里，它们斑驳、褪色，像是个废弃的车场。

　　“托里贡”，司机喊出了这个词，就停了下来，他不会说英语，唯一说得出的是地名。

　　我不能苛责这肤色黝黑、性情急躁的司机，我也不知道要找的是什么。

　　1859年4月，叶名琛曾被关押在此地。一年多前，他还是两广总督、大学士，大清国的一品大员，现今却成了阶下囚，被运到了异乡。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他经常被描绘成英帝国的暴力与清王朝的腐朽的共同牺牲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中，他无能地恪守“不战不降不和”的原则，通过扶乩问卜的方式来确认战局。个人悲剧不仅来自两种政治体制与军事技术的较量，更源于两种文明的落差，东方衰落了。

　　他在我心中刻板、模糊的形象，因为偶然的阅读而被挑战。历史学家黄宇和相信，叶名琛干练有为，亦属饱学之士。在两广地区十几年的任职中，他驯服士绅、兴办学堂，成功地平息了几次叛乱。

　　他在广州城被俘，实属无奈。他主要的军队被调往其他地区平息叛乱，他也没有放弃守卫，在持续了一年的战事中，他收复炮台、重建练勇、收集情报。他对于世界的理解，也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广泛，尽管未必准确。他知道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尽管他误以为英国人战败了，他相信英国人要进广州城，完全是为了收税，以赔偿对俄国人的赔款。他还知道，印度在1857年发生兵变，他相信英国人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无法再发动另一场战争。他期待群众的力量，相信他们将包围和击败入城的英国军队。他从未依赖于神秘的力量，扶乩问卜的说法纯粹是谣言。

　　黄宇和对叶名琛的信念与风度大加赞扬。他在现实中失败了，却恪守内在的价值，那来自中国漫长的教养传统。他可以在炮弹落到客厅时，仍保持镇定，在被囚禁在“无畏号”上的一个多月里，他举止端庄，赢得了英国军官的尊重。

　　黄宇和的著作出版于1976年，它多少受到新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的影响。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的概念饱受质疑，年轻一代的学者试图恢复被压迫者的尊严。但这努力也可能滑向另一个极端，它美化了被压迫者，比如叶名琛。倘若你对19世纪中叶的官场有所了解，它弥漫的无知与无能，它的骄纵与胆怯，一定会怀疑黄宇和的溢美之词。

　　令我着迷的是叶名琛的最后岁月，他从广州被运到加尔各答。他该怎样看待自己的旅程？怎么面对自己的囚禁，又怎样宽慰自己？

　　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他从不走上甲板，似乎对所经之地毫无兴趣。一旦周围没人，他就兴致勃勃地向窗外看。住在加尔各答的威廉炮台时，他还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向戍何必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他自比汉代的苏武，来劝慰自己。中国的危险早已从西北草原转向了东南海域，英国人与匈奴人也大不相同。牧羊十八年后，苏武终于回归大汉，而他不可能了。

　　叶名琛必是逐渐意识到这希望的破灭，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不再有苏武对自身文化的信心，汉文明在匈奴人面前仍是不容置疑的高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