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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加罗尔的历史学家(3)
作者:许知远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1948  更新时间:2011-10-2 20:48:48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在此刻看,中国似乎获胜了。在印度,我时常感受到对中国的焦虑。它既来自战争的挫败——四十年前与中国的那场战争,让印度丢掉了独立后所有的骄傲——也因意识形态的遗产,六分之一的地区仍被毛派分子占领着——天知道黑皮肤的人们是否了解毛泽东思想,他们却宣称自己是他的信徒。而此刻是经济上的竞争。很少有中国人把印度当成严肃的竞争者,如果你到过印度的城市与乡村,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基础设施上,中国已领先太多,中国人也普遍比印度人富裕得多,当印度宣称自己有两亿人已是中产阶级时,一定招来了中国人的嘲笑。但在印度的媒体上,中国却一再出现,他们比中国人更热衷于讨论龙象之争。

  “这是媒体泡沫,明年是战争五十年,肯定有更多的争论。”古哈轻描淡写地带过。比起他的精神偶像泰戈尔,他对中国几乎算得上冷感,除去一次为了批评印度的迟缓效率,他提到了一位入狱的上海市委书记——这么高阶的官员也能入狱,印度需要这种效率。他沉浸在印度的纷纭头绪中,要清理这一切够他花去几辈生命了,他正在写两卷本的甘地传记——他对世界的影响仍未得到足够的描述,他的早年生活也没有得到详细的研究。

  有那么一两个时刻,谈话突然中止了,我不知该问什么,他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各自喝上几口咖啡,听着周围一片的嘈杂,班加罗尔的傍晚已在窗外来临,摩托车发出轰鸣声,背着黑色电脑包的青年人满脸疲倦。

  我意识到自己的尴尬。不管中国比印度多建造了多少公路与大楼,多消费了多少汽车与名牌时装,在智力与创造领域上,中国却可悲地落败了。一百年前,当泰戈尔环游世界时,他是伦敦、巴黎、纽约、柏林的贵宾,人们倾听他的东方智慧。而中国的一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却从未受到如此礼遇,他们是西方的热切学习者,却很少有人乐于询问他们对世界的见解。这种失衡也留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泰戈尔有无数的中国追随者,却从未有一个中国诗人、艺术家激起这样的回响。如今,我来到这里拜会拉马钱德拉·古哈,像是谭云山追随泰戈尔的延续。当我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时,需要依赖一位印度学者杜赞奇的论述。

  这种失衡弥漫到细节里,从加尔各答、瓦拉纳西、圣蒂尼克坦到班加罗尔,不管是城市还是小镇,我总是钻进书店,在行李中塞满英文书,很多与印度无关,只是英语世界最新的出版物。我在如此辽阔的北京,找不到这些书。在富裕的中国,你可以买到一切,却买不到最新的书,你有数不清的电视频道与报纸杂志,却不能在上面讨论任何严肃的话题,所有的欲望都被鼓励,除了探求人生的意义、社会的目的等话题。这正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人生意义所在。

  是我的虚荣作怪吗?在中国崛起的这个故事中,我们的角色令人可悲地弱势,甚至全然缺席。印度的存在,像是提醒我们的状况。“印度是个多元社会,它创造出了民主的魔力、法治和个人自由、社群关系与多元文化。这是个多么适合知识分子的地方……我不介意在这里重新发现印度十次。”一位美国大使在离开新德里前,这样说过。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我们该怎样重新发现中国,辩论关于我们国家的一切?我们差点忘记了,自由的争辩,也是人类的尊严所在,即使它不比食物、居所、性更重要,也至少同样重要。

  2011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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