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故事顺理成章。他的语言、口才、社交能力，令他成为华人商业社区的中心人物之一。一直到1998年，俄罗斯市场都像淘金热时的美国西部，只要你足够大胆，回报不是几倍，而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倒爷们带着大包小包，从满洲里或哈尔滨出发，乘坐横穿西伯利亚的国际列车。每到一站，已有俄国人拥挤在站台买货，七天后到莫斯科，你已一身轻松，怀揣大把卢布，然后换成美元。火车运输已嫌太慢，包机业务也兴起。“我们甚至不用拆货，越南人已交了钱，在院子里等了一夜，货一到，他们就开始分配，然后用卡车运走，销往俄罗斯各区域和附近的国家。”他回忆说。这甜蜜的生意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俄罗斯官僚系统的模糊性与攻击性。法律条文中充满了漏洞，他们可以收受你的贿赂，纵容你的走私，也可能翻出旧账，查封你的货物。而中国人，这些几乎不会讲俄语的温州人与东北人暂时考虑不了这么多，他们的流动性太强，早已习惯了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生存，不会为尚未发生的危险筹划。贿赂与侥幸是他们应对危机的主要方法，它并不总是有效。1998年，主要由中国批发商和越南零售商居住的一座大楼被查封了，并且因为一连串的巧合与愚蠢，传统的解决方案失效了，它导致了巨大的损失和第一代倒爷们的退隐。他是中国人推选出的谈判代表之一，终于领略到倘若没有一个强大政府在背后支持，民间组织是多么无力。

　　天色暗了下来，窗外那些高楼群的简陋与平庸在夜色下稍许隐藏起来。向外看的瞬间，我顿觉时空错乱，不知身在何处。

　　“俄国还得慢慢品。”他的语调稍有减缓，多少带着长居者对陌生人的炫耀，仿佛在说，俄罗斯太复杂了，你难以理解。他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年，在给我递来的名片上，并列印上一长串的头衔，似乎只有这足够多的头衔与关系才能给他这样的异乡人一个牢固的身份。过去十年来，他主要涉足旅游与餐饮业，增长的财富也唤醒起他久被压抑的文化情怀。也是在过去十年里，中国游客迅速增加。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一代中国青年到了退休的年纪，他们成群地来这里旅行。怀旧之情也蔓延到娱乐行业，摄制组们要在这里重塑毛岸英一代中国留学生的青春与爱情。像是对中国社会空前的物质化、庸俗化的逆反，这些导演与演员们试图臆造出一个充溢着理想主义、浪漫情怀的革命岁月，人人为了国家的未来而奉献自己。他不仅为剧组联系场地、寻找俄国演员，某些时候还客串演出。

　　他所经历的那些老故事仍在发生。2008年，普京政府下令查封了莫斯科著名的大市场。这个市场由中国商贩主导。这个行动据说是普京与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的矛盾所致，它针对的也并非是中国商贩，但损失却要他们承受。

　　在列宁格勒车站的大厅里，我再次看到列宁像。与仍遍布莫斯科的黑铁色的全身雕像或是用马赛克拼在墙壁上的画像不同，这是个置放在石柱上的胸像。依旧是那个谢顶、额头宽阔、目光坚定的列宁，但当它与直直的石柱搭配在一起时，突然有了另一种味道。它就像一条巨大的眼镜蛇，挺直腰身，盯着候车厅里来来往往的旅客。倘若你看到大厅的另一侧悬挂在墙上的钟表，可怖的感觉会继续加深。表针是黄铜所制，形状则是大小不等的斧头。

　　距离十月革命已经八十三年，离苏联解体也已十九年，很少有人还对列宁的政治理念，以及由镰刀、斧头、麦穗组合成的革命标志感兴趣了。苏联的一切遗产，如今都像是旅游业的副产品，它提供某种可销售的怀旧。在麻雀山的小摊贩上，有印着伸出中指的列宁半裸像的T恤衫。红场上的列宁墓前，仍旧排着蜿蜒的长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