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着麻雀山上令人惊叹与窒息的莫斯科大学，沃尔洪卡街十六号的那座四层的黄色小楼与中国的命运更紧密相联。1925年到1930年间，它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址，赫赫有名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都诞生于此，中共的六大也在此召开。我在一个寂静的午后，来到这座楼房闲逛，墙体早已斑驳，窗棂也已破碎，我甚至没找到一块标记这段历史的铭牌。以孙中山命名的这所大学，也是崭新的苏维埃政权向外扩张的手段。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名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披上了“解放”、“革命”这样的动人外衣后，变成了新帝国。它向不同的国家派遣特使，带去莫斯科的旨意与教条，指导他们发动革命、夺取政权。不过，最终成功的却不是他们最好的学生。王明的墓碑安放在新处女公墓中，与赫鲁晓夫、叶利钦、果戈理和其他历史人物同处一个空间。他的幕碑上刻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家”，前面摆着一束干花。他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最光辉夺目的学生，二十五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赖以成功的不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了解、强大的组织能力，而是他漂亮的俄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素养。但是，一个湖南农民比他更好地领会了列宁主义的真正遗产——枪杆子里出政权。很少人知道王明的晚年岁月，自1956年离开北京，他一直孤独地生活在莫斯科。他在中苏关系破裂后，曾再度发出短暂的光芒，他是批判毛泽东的不二人选。

　　“我而今只剩下个有翅难飞的多病之身，但还留有腾空奋斗的战士之心。不过，我只能在好长的时间里，咏出若干首述怀诗句；在好长的岁月里，倾吐出几篇反毛论文。而且我还只能躺在床上口讲，写和译还要全靠家人。知我者说，我确是战斗到最后。不知我者说，我真是个天下少见的懒人。”他在1973年秋天这样写道。在不久前的一首诗里，他还自比廉颇与武王——壮士暮年，雄心未死。他的雄心是斗垮毛泽东，回到中国。尽管这雄心中满是无奈与乡愁，一个年轻革命党的暴力与自以为是的情绪却并未消退，甚至随着无奈感的加剧而升级。“已见叛徒永遗臭，/弥彰真理更留芳。”他在病床上写下的诗句，像是“文革”气氛的另一个翻版。它也令人不禁惘然，倘若在30年代的权力斗争中，他获胜了，中国会有更好的命运吗？《中共五十年》为理解中国共产党史提供了另一个角度。长期以来，他只在小圈子内部流行。他的两个儿子仍住在这里，是中俄某个贸易促进组织的成员，据说他们对自己的父亲只字不提，而只愿意谈公事，现在的公事是生意。

　　“不知未来会怎样记录我们这代留学生的故事。”走出新处女公墓时，小郝喃喃自语。一年前，一队中国摄制组来这里拍摄了《红莓花儿开》，一部关于50年代留苏的中国学生的连续剧，他是摄制组的翻译。

　　至于这一代留学生的情况，小郝把我带到了帕特赖斯·卢蒙巴友谊大学。它是中山大学精神的延续，这一次它以一个非洲革命者命名。在它建立的1960年，正是“东风压倒西风”之时。赫鲁晓夫雄心勃勃地要“埋葬资本主义”，它要争夺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友谊大学正是为培养亚非拉的未来领导人而设立。

　　这股自信早已成了明日黄花。

　　“赫鲁晓夫贫民窟。”小王自嘲说。他在这里六年，学习建筑设计，弹得一手好吉他，会一串俄国歌曲，他的梦想是回西安开一家俄国主题的酒吧。勃勃雄心已然逝去，苏联不再是世界的灯塔，中国也不再需要拯救，来这里留学更像是一种去美国与欧洲无望后的勉强之选。

　　但这里自由，我们在林间喝啤酒，周围尽是黑人兄弟，他们也早无上一代反殖民的热情，只是来此享受生活。帝国崩溃了，传统的纽带仍在继续。酒过三巡，面对陌生人的骄傲与自我防卫退隐了。小王说起自己的尴尬，他昔日的中学同学早已在各自的城市谋得位置，有房有车，他们没机会周末在莫斯科河畔吟唱，却也有自己的小日子可过。他还能加入中国社会激烈的竞争吗？谁会给一个说俄语、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的建筑系毕业生一个工作？中国的变化太快了，每次回去，他都觉得很难跟上节奏。

　　不过，忧虑也有补偿。一个班上竟有一多半是女生。在人口比例上，俄国似乎从来就没从大清洗与卫国战争中恢复过来，女人要比男人多得多。严酷的极权主义，也从未渗透到性观念中。姑娘们自然，大方，开放，独立，如果你愿意，可以尽享温柔。“她们热情得可怕。”小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