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你在一个晴朗、无风、冬日的星期五到来，开罗是一座迷人的城市。空气里没有从沙漠卷来的沙土，马路上骇人听闻的车流消失了，没有此起彼伏的鸣笛声、引擎声，你可以轻松地从一个地点赶往另一个地点，或是仅仅坐在路旁破旧、无门的咖啡馆里发呆，看着稀疏的人群从眼前缓缓走过。人们都钻进了雄伟或平庸的清真寺，坐在临时布道堂里听人演讲，或仅仅在家里睡觉。阿拉伯世界的星期五，是基督教世界的星期天，要献给真主与祈祷。

　　在开罗已经五天了，我习惯了清真寺的高音喇叭传出的颂经声，像是哀婉的音乐。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乐曲式的声音还有特定意思。“真主安拉，我只信一个真主，默罕穆德是真主的使者，让我们祈祷吧。”卢克索的一个青年即兴地给我翻译。日出、正午、下午三点、日落、夜晚，一天五次，全城瞬间变成了一座无边无际的清真寺，所有的建筑、车流、行人、动物、小摊上的水果，都笼罩在哀伤的祈祷声中。

　　六年前，我在以色列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那是在老城伯利恒，一座似乎将被遗弃的城市，基督教徒眼中的圣城，据说耶稣出生在此地。到处是人去楼空的住宅，路上行人稀少，脸上很少带着欢乐，傍晚时分，我游兴寥寥，突然之间响起这声音，如泣如诉，像是这荒漠之上的落日哀悼——繁华沦为荒芜，欢乐转为寂静，一切都将终结，一切也因此永生。

　　那次以色列之行，是为了阿拉法特即将到来的死亡。似乎全世界的记者都涌到了巴勒斯坦狭小的、只算得上耶路撒冷附属的首都拉姆安拉，他们等待这个传奇人物的谢幕。我们像携带了照相机、会打字的秃鹫，焦急地等待着死亡。伯利恒清真寺传来的祈祷声，比忙碌的拉姆安拉让我更清晰地感受到死亡的气息和诱惑。

　　现在，我坐在默罕穆德街旁一家小咖啡店里，塑料矮桌上是一杯土耳其咖啡，赫色粉末漂浮在热水里，拒绝溶化，像冒着热气的泥汤。白色瓷砖的墙面已污点斑斑，墙上一侧打上的木板上排列着一列水烟，红绿交织的烟管如蛇一样缠绕，一个可口可乐的立放冰柜，冰柜上方一台电视正播放着祈祷场面，人们都脱了鞋跪在地上，朝着麦加的方向。

　　这样的咖啡馆遍布开罗街头，总是热气腾腾。很多时刻，它比清真寺的星月塔尖更代表开罗精神。1798年，拿破仑的人清点过这里的咖啡馆，一千三百五十家，二十七万人口的开罗，每二百人一家。它是开罗人休息、发呆、欢笑、闲言碎语、谈论信仰与国家、忘记个人孤独的地方。而如今，两千万人住在这个城市，咖啡馆的数量已难以清点。

　　迷人的马哈福兹说，每当他坐在咖啡馆里，抽上一口水烟，灵感就四处涌来。他曾经喜欢去的费沙维咖啡就在著名的侯塞因市场，开罗的伊斯兰老城。尽管手持黄蓝相间封面的《孤独星球》的游客们已经塞满了这小小的咖啡馆，但你仍旧可以感受到它的动人之处。仿佛整个世界的货物、语言、味道、人种，还有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环绕在你周围，在眼前晃来晃去。色彩分明的香料店，像是蒙德里安的画作，却比它有更浓烈的味道。

　　我们经常忘记了，这些黑色胡椒粉、红色辣椒粉，还有绿色的咖哩粉，曾驱动世界的运转。五百年前环绕地球的达·伽马，在东非被当地人问道：你们要找什么？他脱口而出：基督和香料。从伊斯兰花纹的灯具、匕首到伪造的劳力士手表，真实、古老的美丽和虚假与廉价的复制，彼此交融在一起。还有不同的人群。给我擦皮鞋的这位黑人小伙子来自埃及南方，他有一双深邃的眼睛和悲剧性的面孔，再加上污迹斑斑的蓝色长衫和裹在头顶的白头巾，像是一位落难的苏丹王子。我身旁这个善言的青年，说他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母亲是爱尔兰人，而他如今住在华盛顿，他来开罗看自己的朋友。更不论那些游客了。倘若我每天坐在这里，用不上一年，我或许能见识到世界每一个国家的人。在超过三十年的时间里，马哈福兹每天在这个市场里穿梭，观察小贩们的讨价还价，坐在费沙维里抽水烟——他喜欢什么味道的，苹果的、橙子的还是草莓的？白天他是埃及政府的一名公务员，但夜晚却是这个城市或许也是整个阿拉伯语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他尝试用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方式来描述他的开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