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读过他令人生畏的开罗三部曲，随身携带的是一本薄薄的对话集。他的朋友与仰慕者Gamalal-Ghitani，记录着他们随性的谈话，从1960年的夏天一直到2004年。四十四年的光阴，足以发生任何事。马哈福兹获得了诺贝尔奖，遭遇过刺杀，顽强地活了下来，重新开始写作。Gamal则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变成了作家与新闻记者。而他们共同生活的埃及，从纳赛尔政权到了穆巴拉克年代，经历过屈辱与胜利、开放与停滞。对话却始终持续。它不是系统陈述，而是一个智者的即席感悟。很多时候，它让我想起了一些伟大的传统，是苏格拉底和雅典街头的闲话，穆罕穆德和别人讲起的故事，或者是歌德与艾克曼无拘无束的交流。世界不是由复杂的概念与事实构成，而只是人内心真实与直接的体验。其中的几个片段让我印象尤深。

　　1960年的歌剧咖啡馆，也是他们第一次谈话之地。一场聚会尚未开始，只有四十九岁已经声誉卓著的马哈福兹和十五岁的Gamal。“你为什么写作？”马哈福兹问。“因为我想写作。”Gamal想也没想地回答。马哈福兹点了点头，似乎是对他们漫长的忘年友谊的肯定。第二个片段发生在2001年11月20日，马哈福兹谈起了本·拉登，距离9·11事件刚刚两个月。“我想象不出历史上有任何人像他这样被追捕，这是一场全球性追捕，用全球最现代化的手段、所有能想象得出的力量去追捕一个人，”马哈福兹说，“我在想他的处境：他怎样转移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他们怎么入睡？怎么在荒野里藏身？当然，他是个恐怖分子，倡导了一种错误的信念，疯狂将世界划分为信仰者和非信仰者，但同时……我也在想他是个从未遭遇过这样追捕的个人。”在停顿了一段时间后，他说起了塔利班，这个政权邪恶但有一点它仍让人有敬意——不管有多少威胁和诱惑，它没有交出本·拉登。最后一个片段，有关污染。马哈福兹说，人们都注意到被污染的河流、空气，却很少想到道德上遭受的污染。真希望哥本哈根那些狂热的环保主义者们和野心勃勃、不得要领的政治家们，能听到这个声音。

　　每一个开罗人似乎都知道马哈福兹。我记得在市中心一家肚皮舞的酒吧里，一位老绅士对着我竖起拇指，“啊，马哈福兹，我喜欢他”，他看到我手里这本书。而在费沙维，一位中年的开罗人说，他十年前在这里见过马哈福兹。他先是记录这座城市的神话，然后成了神话本身。不过在马哈福兹的笔下，现代开罗的神话，不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而是充斥着革命、压迫、动荡、希望、抗争与失落的故事。一些人相信，是他正式开创了阿拉伯语的现代写作。

　　我们稍后再谈论马哈福兹和他的水烟吧。咖啡馆很安静，除去我们这一桌，还有几个穿蓝白相间制服的青年正在抽水烟，他们是附近地铁站的安检人员，偷空出来休息。从咖啡店出来，走上十分种，就是塔拉特·哈布广场。塔拉特·哈布的黑色铜像矗立在路中央的环岛上。他是经济学家、工业家，创办了埃及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航空公司，涉及的领域从纺织、船业、出版到电影、保险。他是埃及经济独立的象征之一。直到1941年去世时，塔拉特·哈布，也未看到一个真正摆脱欧洲影响的埃及的出现，尽管埃及在1922年获得独立，但英国人依旧左右着埃及。但他的一生却是埃及最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