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出生两年后的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行，在一个日益成熟的全球经济中，埃及是核心的枢纽。伴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与开通，对开罗的一场改造开始。新城市的面貌与埃及总督伊斯梅尔1867年的巴黎之行密不可分。他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是拿破仑三世的座上宾。埃及馆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法老的神庙、东方集市，还有贝都因人帐篷——一个典型的欧洲人幻想的埃及。但伊斯梅尔着迷的是巴黎城，经过豪斯曼精心改造的巴黎城——宽阔的大道、花园、百货大楼、拱廊……伊斯梅尔雇用了大批欧洲的工程人员，在开罗西侧的空地建一座足以与巴黎匹敌的新城。雄心与虚荣，催生了苏伊士运河与新开罗的诞生，但也将埃及拖入了财政上的破产。欧洲人接管了运河，而英国派来的总督在国王背后行使真正的权力。我要寻找的是塔拉特·哈布三十四号，亚可比安大厦。我期待它能为我理解埃及提供一把钥匙。

　　我对埃及几乎一无所知。头脑只闪现过卡尔·马克思的那个著名的比喻，他将19世纪的中国比作埃及的木乃伊，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灰飞烟灭。我也很难相信，我会真的对金字塔、司芬克斯像、法老的坟墓产生兴趣。那个早已死去的埃及，或许蕴涵着无穷的美与智慧，但我摸不着头脑。粉红色的埃及博物馆就在尼罗河畔。第一层摆满了大理石的雕像、棺材、木乃伊，第二层则摆满了黄金的面具、法老征战的马车。来自世界的游客拥挤在这里，年轻的导游们用英语、法语、日语还有汉语，热情洋溢地讲述着古老文明。

　　这些历史真让人头晕脑胀，你经常分不清拉美西斯一世或是图坦卡蒙的样子，也搞不清他们各自的成就到底是什么。我强迫自己相信，那些安静地躺在一起、用亚麻包裹起来、裸露着头骨的千年尸体，是了解那个灿烂的、失落的世界的入口。但我的头脑空空荡荡——它们不能让我兴奋。或许这与我在中国的经验有关，从幼年时我们就牢记中国灿烂的五千年文明，但不管是这口号，还是四大发明和长城、敦煌，等等成就，都在不断单调的重复中失去了魅力。倘若你再把这些口号中的辉煌与现实的中国作比，一种致命的荒诞和嘲讽感油然而生。我们是礼仪之邦吗？我们是文明古国吗？让我兴奋的是此刻的埃及。

　　在飞机上，我读到《埃及内幕——濒临革命的法老之地》。英国记者约翰·R.布莱德利，它描述的不是法老们的故事，而是一个陷入停滞、充满愤怒的埃及。它的结构松散，叙述平庸，逻辑过分简单，却自有一股吸引力。它饱含愤怒，不断令我想起中国。四年前，读到奈保尔对印度的描述，我有着类似的情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深的失落。当奈保尔称印度为“受伤的文明”时，中国的形象却突然跃入我的脑海——中国何尝不是受伤的文明？“感时忧国”，夏志清用它来形容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他们太着迷于谈论、感受中国了，既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内心世界，也没有培养起对外界的广泛兴趣。比起中文的“感时忧国”，英文的“ObsessionwithChina”更传神，中国成为一个美丽的陷阱、一剂兴奋的麻醉，让一代代杰出的头脑受困其中。但对我这一代来说，从未体验过这种Obsession，因为我们从来不了解中国。我们甚至还暗暗排斥中国。

　　我记得那次以色列之行。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所有陈述的角度都是美国式的，因为我读的这本阿拉法特的传记是美国人写的，信息来源主要是英文。我没去试图追述一下阿拉法特、巴勒斯坦和中国之间饶有兴味的关系。它曾是中国密切的盟友，它在对抗美国的盟友以色列。我也想不到，原来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尚未获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就思考过巴勒斯坦问题。世界历史的错综复杂，中国卷入世界的漫长过程，就这样被教条的教育所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