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会说起米兰的华人社会自身的问题，他清楚在城市中，华人社区总是拥挤、肮脏，帮派间的纷争愈演愈烈，经常激起周围人的反感。而且，华人也缺少权利意识，他们很少团结起来，争取集体的利益。但无疑父子二人，都期待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国政府，给这些海外华人提供真正的支持，不论是情感上的，还是实际行动上的。他们的失望可以理解。在旅行的第一天，我丢失了护照，走进处于罗马一条幽静小街上的中国大使馆时，遭遇到的是个低效的官僚机构。在等待的小房间里，我看着斑驳的白墙壁，寒酸的沙发，房间里唯一的装饰是挂在墙上的照片，两幅民间的剪纸，一幅是临潼的兵马俑，它们都是再浅薄不过的中国符号。茶几上有两份当地的华人报纸，印刷同样的低劣，编辑同样的粗糙，头版新闻也是一致的——意大利华人严厉谴责藏独分子，当地华人社团欢迎新任中国大使孙玉玺。如果，你根据罗马火车站旁的那个由一家接一家的小服装店构成的华人社区，或是大使馆这一角来观察，肯定会怀疑，这就是那个西方主流媒体不断谈论的“崛起的大国”吗？这个国家的政府与他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获得过一种平等、互助和信任的关系，他们经常是相互漠视、相互厌恶、相互利用的。

　　吃过饭，小黄主动提出送我们回到罗马市内。他喜欢和我们在一起，或许是因为他好久没有这样畅快地说话了。我能感觉到他的深深孤独，在罗马，他没几个朋友，也执意不准备进入意大利社会。他最喜欢开长途车去送货，是因为那一刻他既逃离了不喜欢的意大利，又逃离父亲的告诫。他不像父亲那样乐观，善于自我调解，他经常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能自拔。他的父亲感受到生活越来越扩展的兴奋，他却为自己的民族身份而紧张。当车快进罗马城区时，他突然说起，一年前，他还被当地警察局监禁过——在八个月时间里，他只能呆在家里，不能使用任何通讯工具。他相信，这是个莫须有的指控，因为警察凭借的仅是窃听到两位华人黑社会分子通电话时提到他的名字，而且通话发生在四年前。“哪里都不能去，只能锻炼身体了，现在很结实。”他自嘲说。

　　他的愤怒、不安与忧愁，充斥在这辆小小的Golf里。我突然想到在全球很多角落都在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年轻一代，他们感觉到自己在被边缘化，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却找不到自己的方式。与20世纪前半叶的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们没有明确的敌人要反抗，没有清晰的道路和主义来追逐，他们困惑与无根，也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如果得不到疏导，经常滑向暴力或自我放逐。我也不自觉地想起孙中山，当年这位屡屡失败的革命者，不断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走动、发表慷慨激昂、莫名其妙的演说，这些在海外辛勤工作、节俭度日的华人却愿意慷慨解囊，把开餐馆、开洗衣店、修铁路挣到的钱转化成枪炮、弹药，也是一心期待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强大政府，既能给予他们尊严，也能在他们觉得软弱时给予保护……

　　车无声地穿进罗马城区，被雨打湿的碎石板路，被路灯射出的黄光照得油亮亮的。当即将来到万神殿附近时，小黄停下车，神经有点紧张。我记得他说过对这些古老建筑没兴趣，他还说过不喜欢进城，因为“看到太多的意大利人就心烦”……

　　2007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