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时，他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是送货员。他记得第一次从罗马前往巴黎的经历，那时他还没拿到欧盟的驾照，开着那辆小型货车一连行驶了十二个小时，一路听着摇滚乐。二百年前，拿破仑就是沿着这条路线从法国来到意大利的。

　　如今，他已是个老练的驾驶员，对欧洲公路网熟悉无比，最远花了十六个小时开到马德里。他获取了本地的居留权，还能说简单却熟练的意大利语，可以和政府部门毫无障碍地打交道——他的父亲是永远不准备做也做不到了。

　　但是，他从来没准备留在这里。“是生意需要，我要完成原始的积累。”他试图用更世故的口气，反而突出了他的孩子气。他说，做生意的秘诀是市场行情和反应的速度。和父亲不同，小黄不再被物质匮乏所困，他甚至也不需要充满饥渴地寻求机会，当他成长时，他的父亲已为他提供了各种选择。他不能在国内顺利地考上大学，可以来罗马，他不需要自己租房子、找工作，父亲也用不着他太为家族生意操心，觉得他唯一重要的事是去找个合适的女朋友。

　　但是，小黄却觉得这与其说是便利，不如说是负担。“他以为我不需要考虑生意，但怎么可能，我一直在想，”小黄说，“其实，我的压力很大，我不希望他们对我失望，实际上我的思想负担可能比他们出来时还大。”

　　最初，我觉得这不过是个强说愁的少年心态，但当我们的交流更深入时，他那压抑不住的哀愁开始变得更真实起来。他开车带我们在滴着小雨的罗马郊区穿行，说起了十八岁第一次来到意大利的遭遇。那是2001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父亲带着第一次出国的他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普拉多市的街头散步，这是座小城，也以中国人的集中著称。“有个骑摩托车的意大利人，突然从后面上来，在我头上啐了一口。”七年过去了，小黄回忆时仍耿耿于怀，可以想见，这一遭遇给少年人敏感的内心带来怎样的改变。

　　从此以后，对小黄而言，意大利与意大利人都变成了抽象的名词，他愿意忽略掉他们蕴涵的复杂性，每一个个人都是不同的，他们都意味着屈辱和不愉快。这一情感，随着时间，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

　　他会义愤地说起2007年春天，发生在米兰华人聚集区的华人与当地警察的冲突。“全世界都为此震惊，”他说起一个当地警察正在殴打华人孕妇，“但事情却不了了之，中国大使馆的抗议太软弱了。”我不清楚这一事件，但是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华人群体的屈辱感，是个古老而崭新的命题。它似乎没有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而减弱。

　　在饭桌上，小黄激动地发表着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对米兰的意大利警察表示愤怒；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大使馆的软弱与迟钝不满，进而发展到对整个中国政府的不满。但对我们同时谈论的西藏问题，他的态度则又转变了，他认为北京可以再严厉一些，不用理会外国人的态度。年轻人丢掉了刚认识的矜持，谈兴甚好，胃口也佳，在吃了一份海鲜、一碗面条之后，又吞下一客牛排。当父亲试图平衡他的极端言论时，他奋起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