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人喜欢这些老石头，我对它一点感觉也没有。”小黄说。他驾驶的这辆深蓝色Golf正穿越残破却巍峨的城墙，它是古罗马壮观的遗迹之一。

　　小黄高高的个子，白净的面孔让二十六岁的他更显年轻，那双细长的眼睛经常不由自主地眯成一条缝。他慢条斯理地讲话，似乎在追求一种标准普通话的字正腔圆，或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力图表现一种他们渴望的深思熟虑。

　　四个小时前，我在罗马东郊的一所半仓库半办公室的空间里碰到他，他正埋头发手机短信，当我进门时，他抬起头露出腼腆的笑容。

　　我是来找他父亲老黄的。我和老黄是在北京机场的摆渡车上相识的。他站在我旁边，正和一个年轻姑娘交谈。他的语速特快，发音奇特，我意识到他说的肯定是中文，却一句甚至一个字都没听懂。

　　“这是温州话，”他注意到我的疑惑，改用普通话对我说，“去欧洲，你不用学外语，会温州话就行了。”我们搭乘同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往罗马，在漫长的行程中，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他的深蓝色毛衣整洁得体，黑白夹杂的寸头干净利落，他的乐观性格显现在他经常绽开的笑容上，那双小小的眼睛让人过目不忘。

　　他出生于温州，如今在罗马做食品生意。温州与温州人的故事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的传奇之一。这个浙江东岸的小城曾长期被交通不便、土地匮乏所困扰，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它突然变成了中国每个渴望经济发展的城市的榜样。它与深圳或苏州这些城市不同，既没有毗邻香港的优势、国家政策的倾斜，也没有漫长的商业与文化传统的支持，它所依靠的是个人的勤奋与智慧——温州政府很早就撤除对民间商业的指导或管制。它或许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能量来自底层而不是上层，源自个人与家庭而不是政府与国家。

　　而温州人在欧洲的创业则是传奇的另一面。他们先是在巴黎开一家餐馆或是鞋店，然后把家人与亲戚接来，他们的新生活引来了家乡朋友的羡慕。朋友在他们帮助下也来到此地，租下了隔壁的房间，开了类似的店铺，很快整个一条街都被同乡们都占据了。这里有了餐厅、药店、旅馆、教堂、律师行、卡拉OK厅、暴力帮派，一个小世界诞生了，你可以一句法语也不会说，照样生活得悠然自得。前往欧洲其他城市也并不困难，那里同样有温州的乡亲，他们构造了一个国际关系网络，人员、金钱、货物、机会，还有乡愁在网络间流通。

　　在中国，浙江的温州人，像广东的潮州人、中山人，福建的晋江人一样，以其商业头脑和海外移民著称。如果将他们置放于全球范围内，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印度的帕西人也像他们的同路人。环境的险恶逼迫他们培养出精明的计算能力，他们积累财富以换取某种安全感。

　　老黄是这个温州网络的一部分，他2001年开始在罗马生活。我对他充满好奇，约好再见面。对我而言，温州话甚至比意大利语更难懂，后者我至少还能听懂或者说出几个单词，但前者即使我认识他说的每一个字，却一个字也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