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他开着这辆两万六千欧元购买的Golf从火车站接我们去他在罗马近郊的办公室。在罗马的几天里，我已熟悉了壮丽得让人心颤的石建筑，被岁月侵蚀的古堡与墙壁，修剪得像是蘑菇的高大松树，快速漂移的云，四处盘桓、偶尔鸣叫的海鸥，大理石雕塑的健美的男女身体，颠簸的碎石砖路，还有浓烈、耀眼的阳光。如果忽略掉汹涌而来、正翻看着手册的旅游大军，这真是一座令人动容的城市，历史的肃穆与激情、时代的转换与衔接，就那样以突然又不经意的方式发生了。在卡拉卡拉大浴场，青青草地、头顶上不断掠过的白色海鸥与残余的形状奇特的墙壁竟是如此协调，似乎前两者一直在此生活，目睹了昔日辉煌的轰然倒塌，时间溶剂的化解……亲眼见到了这些，我才理解为什么爱德华·吉本说，正是这些古罗马的遗迹激发他投入《罗马帝国衰亡史》艰苦却辉煌的写作。

　　坐上老黄的车，我感觉到既陌生又亲切。我可以和他流畅地交流，而不是之前总是重复的几句简单、蹩脚的游客意大利语。但是，我又无法和他谈论我对罗马的感受，我知道他对此缺乏兴趣，他的罗马是另一个罗马，他在这里创造工作与生活，而不是个游客。

　　1954年出生的老黄，像他那一代人中很多一样，既被命运裹挟又与命运抗争，小学没毕业就遭遇“文化大革命”。1973年他参军，成为沈阳军区的一名工程兵，驻扎在吉林，学习并演练如何在一条河流上架设一座浮桥。“一条二百米宽的河，差不多五六分钟就可以通车了，”他说，“一个班大概管十多米，大概用二百人。”战争没有发生，他参与过唐山地震的抢险，并在地震现场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1980年退伍后，他在温州做过各种小生意，从生活用品到工业电机，他是温州兴盛起来的轻工业产品的业务员之一。刚刚开始经济改革的中国什么都缺，温州的产品质量不佳却仍有销量。

　　1990年，他决定开始自己的生意，选择的是食品加工。就像东北人酿黄酱、四川人腌制辣椒，温州人喜欢吃一种虾酱。这是温州人的家庭习惯，但老黄决定将它产业化生产。他生产的成品虾酱受到欢迎，并且在1990年代中期受到侨居欧洲的温州人欢迎——这是家乡的味道。老黄与欧洲的联系也这样开始了。

　　“我刚去了趟马达加斯加。”老黄隔着他的办公桌对我说。他讲完他的年轻时代、最初的商业冒险，他2001年正式在罗马注册的公司的生意范畴已从最初的虾酱生意，扩展到更广泛的食品进出口贸易。他在温州的工厂是生产基地，几百名工人生产出口食品，而在罗马的公司则是由不到十名员工运转的贸易公司，负责签订合同、处理税务、了解市场行情、寻找新客户……每一则关于中国食品安全的新闻，都给他的生意带来波动、增加难度。“原材料和水质是食品加工的两个主要问题，”老黄说，“我们普遍使用农药，还有水质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