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一厢情愿的浪漫化，吸引我们来到此地。在非洲的旅行，既是为了逃避北京紧张的气氛，也是想了解中国人在此生活的现状。

　　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议题，在过去几年中变得越来越炽热。我们不停地听说中国工人在非洲的油田或是矿山遇袭，中国的建筑队正在那里修建公路、电厂、政府大楼、体育馆……

　　在公众舆论上，它激发起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在西方媒体上，中国正成为“新的殖民者”，它延续了当年的欧洲殖民者的贪婪特性——掠夺这块富饶的黑色大陆的资源，中国的经济机器正在轰然运行，它的胃口足以消化掉整个世界。而且，中国的欲望似乎没有任何原则可以规范，只要能有稳定的石油、矿石供应，它不在乎什么“人权”、“民主”议题。

　　而在中国的媒体上，此刻的中国与非洲的甜蜜关系，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友谊。周恩来在1972年曾感激地说“是第三世界的阶级兄弟们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非洲。对于比我年长的一代人来说，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却是他们最先熟悉的国家之一。冷战年代，中国依靠对外援助来摆脱孤立。在国内被饥荒、贫困、混乱困扰时，我们慷慨地修建坦赞铁路，将援助运往亚非拉国家。我们厌恶地称美国是“金元外交”，而我们则是“无偿援助”。

　　邓小平时代开始以后，这种情绪开始消退。冷战阴云正在散去，人们发现世界和他们想象的大不一样。昔日的敌人变成了他们最渴望去的目的地。而过去的盟友，倒变得像是远方的穷亲戚。非洲从国家和人们的视野中开始退隐。

　　如今非洲以意外而迅速的方式再次浮现。它又成了中国领导人的造访之地，人们开始谈论它蕴涵的商机，非洲的元首部长们聚集在北京，探讨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它仍显得陌生而神秘。尽管有过盟友的关系，但非洲从未给中国留下某种更深刻的感受。那些频繁的政变、战乱、饥荒、疾病、杀戮，显得过分遥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很难理解托尼·布莱尔式的措辞——非洲是“世界良心上的一道伤疤”。除去政治语言的煽情，它的确也暗示了欧洲与非洲千丝万缕的关联。是奴隶贸易开始了近代非洲的悲剧，殖民统治开启了现代非洲，也埋下了种种不幸的祸根，非洲也塑造了西方对自身的认识。

　　我们对非洲没有那种深层的心理纠缠。过去我们以阶级立场来理解非洲，如今则增加了利益的维度。至于这块大陆历史、文化、心理的复杂性，我们则没有了解的兴趣。在内心深处，我们保留着明显的轻视。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人受尽了“种族”带来的压力，“黄色”让我们遭遇过歧视，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个强烈的“种族主义者”。即使在中非关系的黄金年代1960年代，一位在北京学习的非洲留学生发现，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把他当作一个正常意义上的人。这既与那个封闭年代有关，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超级熔炉能力，它在漫长时间里表现出的惊人连续性和一致性，它对各种独特性都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

　　我们到来时，这条三十二公里的道路已接近完工。工程指挥部坐落在TarakeaGuesthouse——镇上最好的旅馆。

　　旅馆是独立院子中的三排水泥墙平房，它们彼此垂直，正好呈现“工”字型。院子中的水泥路面早已坑坑洼洼，像是大型的货车反复压过的结果。那排外墙被刷成白色的平房，被切成一个个小小格间。门外的走廊上，拉上一条细绳，上面晾着两条蓝色裤子、一件白T恤、三只灰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