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分到了其中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一个卫生间、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再没有多余的空间了。小小的窗户被厚厚的纸贴上，几乎透不进光线。

　　我们饥肠辘辘，被带进了食堂。旅馆原来的天井，加上几块铁皮板变成今日的饭堂。非洲小镇的气氛骤然消失了。三张暗色木桌，墙边一台三十四英寸长虹电视正调到CCTV4，播放着奥运火炬的传递画面，电视上方则是落满灰尘的红条幅，上面有四个白纸剪出的汉字：春节快乐。

　　“是今年，不，是去年挂上去的。”五十五岁的蒲师傅似乎对自己的记忆不太确认。他个子不高，端正的方脸，黑灰白相间的短发，分明地立在头顶，像是50年代黑白电影中忠厚的老大爷。不过，比起那个年代单调的爱憎分明，他的音调柔软与缓慢得多。他是四川南充人，自从1995年第一次前往乌干达以来，他已经断断续续在东非生活了十年，中国的工程师与工人们可以容忍不同的气候与环境，却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舌头与胃，他们最需要的是厨师。

　　当蒲师傅将三碗覆盖着荷包蛋、黄瓜片、红色辣椒油的面条端出来时，我难以表达内心的感受，仿佛意识到味觉与食物，才是将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缘由。

　　六点半，食堂的铁钟敲响了几下，工地上的人们陆续走进来。厨房里的两位黑人女工将酱牛肉、红烧鸡块、圆白菜，还有一瓶老干妈辣酱摆到桌子上。

　　十几个人，大多很年轻，最小的一位二十六岁，来自湖北，有一张修长、漂亮的脸，像是“快乐男生”的候选人，这两天他正忙于道路检修。

　　“彭老大。”他这样称呼项目经理。四十七岁的彭中华身材魁梧，声若洪钟，穿着一件蓝格子衬衫，脚下是一双黑布鞋，有一股革命者的豪情。事实上，他正出生于革命老区湖南茶陵。他是那一代人的幸运者，十七岁时成为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而且考取的是著名的同济大学建筑系。1982年毕业时，他赶上中国的第一次建筑浪潮，到处都在修建新的房子。中国社会也面临着各种匮乏，电器、房子、娱乐，当然也有人才。彭中华的职业生涯受惠于多年社会运动、教育中断所带来的人才断层，在那家大型国有建筑企业里，他迅速地攀升，不到四十岁时，已是正厅级干部。几年前，一场人事斗争后，他调到目前这家湖南工程公司。在坦桑尼亚的这条山间公路，是他在新公司开始的第一项工作。这既是他第一次出国承包工程，也是他第一次修建公路。

　　四年前，他和另三位同事来到这个乞力马扎罗山腰的小镇。那时，他们对即将开始的工程心怀乐观，以为只要两年时间就可完工。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现实比他设想的困难得多。当地的材料比预想的要贵，找不到合适的水源，当雨季到来时必须停止施工，当地招募的黑人工人比想象的难以管理，监理公司的要求严苛……总之，合同上的预算和时间，都难以满足现实的要求。

　　当我们到来时，最繁忙与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高峰时期，曾经有三十多名中国工程师和五百多名本地工人一起忙碌，前者是后者的指导者与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