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诗句如今镌刻在国王学院河畔旁的一块白石上。

　　游客改变了世界。对于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人来说，美国人真是无处不在，带着暴发户式的粗鄙与廉价的好奇。“不管你去哪里，都听到美式英语的腔调，”奥地利记者约瑟夫·罗斯在1925年写道，“在大街的每个商店橱窗前，可以听到他们在议论陈列的货物是贵还是便宜。所有的大路上都是观光巴士，每趟车上拥挤着五六十个美国人，双手折叠、规规矩矩地坐着，好像他们仍在学校里。”在他看来，巴黎有时就像是个卖淫者，专为取悦游客而备。

　　游客也改变了剑桥。市中心总是吵吵闹闹，人们拍照、惊叹、用各种语言交谈，带着对某种神话的憧憬和一个消费者的特别自信。就像20年代的美国人、60年代的日本人，中国游客正在占领世界。

　　在剑桥，你每天都听得到口音各异的中文。中国游客总是拥挤在一起，总是举着照相机，似乎不透过这小小的电子屏幕，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不把自己装在像框里，就什么也没体验过。

　　他们也总要问哪一座桥才是徐志摩的康桥。不是中餐厅，而是徐志摩，才是这股浪潮最重要的受益者。在因诗人鲁伯特·布鲁克而闻名的茶室博物馆里，除去布鲁克的诗篇，还有徐志摩的两首诗；在剑桥八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他的照片和达尔文、牛顿出现在一个行列。

　　而国王学院特别为他竖立石碑，以纪念这名短暂的游学者。可惜石碑太新，色质太白亮了，似乎表明这并非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它更像是中国崛起与新一轮通货膨胀的产物。

　　《再别康桥》为剑桥增添了魅力，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不是因为牛顿、罗素与凯恩斯，而是因为徐志摩。

　　但它也变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隐喻。除去感伤、疏离，它还是一种深深的无能——他不能也不打算理解这种陌生的文明，只能浅浅地掠过。

　　这不也正是中国与世界相逢的缩影吗？中国的理解总是表面的、技术性的、情绪化的，总带着观光客的心态。九十年前，徐志摩拜访罗素，向托马斯·哈代讨要礼物，把拜伦与雪莱引入中国，他精致、讨巧，却没有追问的欲望与能力。此刻的中国学生们，忙着戴上方形的学位帽，向别人炫耀三一学院可以吃到天鹅肉、散步碰到斯蒂芬·霍金。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观光客。

　　不管中国已变得多么富强，他们的出手多么阔绰，这些游客、学生仍让人意识到他们来自一个还未开化的国度。他们脸上的神情、说话的语调、走路的姿态，泄露出他们焦躁、做作、茫然、胆怯却又放肆。他们很难独自面对、欣赏这个新世界，急于把所有的陌生、新奇都置于自己熟悉的系统中。迅速到来的财富，没有解放反而压垮了他们，滋养了他们的封闭倾向。有时候，看到我的同胞时，我会想到庞德的那句自嘲之言——“生于一个半野蛮国度，这个国度完全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