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本身就是政治力量。”他的这句话适用于所有处于政治高压下的社会。他说小说要激怒人，迫使人们深入地思考他们的生活。这或许解释了他的小说中为何充斥性描述——在一个蒙面妇女日渐增多、腐败无处不在的社会，性仍是个禁忌的话题。它是权力的滥用、个人压迫的副产品。你甚至可以说，他小说的政治与社会效果，超越了文学性。

　　不管是《亚可比安大厦》还是《芝加哥》，它们都像情节紧凑的肥皂剧。情节扣人心弦，结果却在预料之中，人物太过类型化，不管是商店的营业员，投身极端主义的青年，还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们似乎都只是自身背景与现实力量的产物和俘虏，无法逃离自己的出身、肤色、性别、阶层，一切努力最终都只是迎来幻灭。它们是让人充满快感的读物，却很难说是杰出的文学作品。西方世界给予他广泛的承认，与其说是出于文学表达，不如说是出于政治姿态。他是当代埃及的反抗声音。阿斯旺尼自有其辩护方式。他谈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他将小说重新带回到讲故事，当时法国作家们的那些实验——终止阅读的乐趣。他说自己的小说是给普通人阅读，而不是给文学评论家的。

　　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有时淹没在突然传来的机械噪音中，有时则被进出的人打断，阿斯旺尼和他们用阿拉伯语谈上几句。当其中一位老先生离去后，阿斯旺尼说他是他的病人，也是开罗大学一位政治学家，著名的反对派——他们在诊所谈论牙齿和埃及的未来。

　　我们的话题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延展到穆巴拉克，阿斯旺尼给我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即他对埃及人的独特性一再强调，甚至于沉醉。它有过如此辉煌的古文明，它曾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但现在却陷入停滞与衰退。即使他在《芝加哥》中展现出的难以融入美国生活的海外埃及人，也是某种埃及中心论的延伸。

　　埃及人不习惯于移民，埃及一直是移民的接受者。它是欧亚的连接点，有尼罗河，有苏伊士，有细长棉，有石油与天然气，还有八千万勤奋的埃及人，“我们埃及真的不同，从亚历山大到乔治·W.布什，没人能忽略埃及的战略位置”。在法老王朝结束后，是阿拉伯人的到来，接着是奥斯曼帝国年代，拿破仑的法国短暂入侵过，英国人的间接统治则从19世纪中叶一直到1952年革命。走在此刻的开罗，你发现历史像是一个洋葱头，它一层又一层，人们杀戮、谈判、贸易、通婚、生儿育女。在到达开罗之前，我很难想象它曾经被称作“尼罗河旁的巴黎”。

　　如今，阿斯旺尼最期待的变化来自巴拉迪，2月7日那一天，他们要去机场迎接巴拉迪的归来——似乎是另一个奥德赛归来的故事，另一个现代童话。“历史上的任何变革都来自不可想象的梦想，”他说，“很可惜，你们要走了，看不到这场景了。”

　　2010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