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刚刚逝去的老人，他留下的印象同样既鲜明又模糊。他显然是我们时代所剩不多的几位具有符号意义的政治人物，他的花格头巾、永远不更换的军装与那张似乎定格的脸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有过不同的含义，从未从舞台中央消逝过。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他与同伴创建的法塔赫组织，他成为第三世界革命阵营中的新兴角色，与埃及的纳赛尔、古巴的卡斯特罗、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一样，是反殖民运动中的重要声音。

　　1965年，他与他的组织进行了第一次对以色列的攻击。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惟一合法领导人得到普遍性的承认。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难以相信没有阿拉法特，巴以和谈该如何进行。他和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外交部长佩雷斯分享了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完成了一些评论家所说的惊人的个人转变——由一名暴力信仰者变成一位值得尊敬的政治家。他说他至少逃过了四十次暗杀。他惊人地节俭，用一种冲动却缺乏逻辑感的方式讲话。他终于成为一个由多种角色构成的混合体：一名永不停息的战士，一位受人尊敬的父亲，一个亲密的兄长……他几乎单枪匹马使巴勒斯坦问题赢得了全球性的关注，他几乎比任何同代政治领袖都更善于获得媒体的注意力。

　　“不，他们不了解阿拉法特，他有优点，也有缺点。”一位叫穆罕默德的本地人这样对我解释阿拉法特的批评者们对他的指责，“他像是一个大家族的族长，他用爱而不是武力来领导这个国家，他有他自己的方式。”

　　在穆卡塔官邸四周，摄像机镜头充斥了每一个角落，寻找任何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人们抑郁的表情、高高举起的阿拉法特的照片、挥舞的巴勒斯坦国旗、游行……关于记者们都试图捕捉到的情感，亚德·塔哈的表达再准确不过了：“我的父亲年轻时，他就是我们的领袖，我出生时，他也是领袖，他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失去他意味着什么。”

　　他的死亡会带来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吗？这个真空会导致内部冲突从而导致更大的混乱吗？当你置身在风暴中心时，你常常感受不到风暴的力量。生活仍在继续，11月4日夜晚，在一间拥挤的本地咖啡店里，巴勒斯坦人平静地吸着水烟，喝着姜汁味的本地咖啡。在墙壁的一角挂着一台电视，画面是半岛电视台对阿拉法特身体状况的报道。那天晚上，拉姆安拉充斥着“阿拉法特已经死亡”的说法。“你知道，在过去十天里，我们听到各种消息，我们不想再谈论，只想等待。”一位一脸平静、正在吸水烟的巴勒斯坦老人说。经过过于漫长的等待与猜测，阿拉法特的死亡已被当地人接受。在矗立着四座来自中国的石狮子的城市中心广场上，过去的一周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挤满人群与摄像机镜头。本地人对这一切再熟悉不过了，他们随时等待着被访问，就像他们热爱与追随的领袖一样，他们知道自己应该在摄影机前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这是我们的工具，我们要学会利用它。”我在广场上至少碰到阿卜杜拉三次，他的眼睛很明亮，用不流畅的英语解答我的疑问。他没有参加过游行和声嘶力竭的口号呼喊行动，但是他说：“他们的情感都是真实的，没人强迫他们到这里，他们都是自愿的。”像亚德·塔哈一样，他相信“没人能取代阿拉法特的位置”。但他也说不会有所谓的内部武力冲突出现，因为“人们需要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暴力”。塔哈甚至说：“比起独立，我们更倾向于更好的生活。”

　　在某种意义上，巴勒斯坦地区的五百万人口所拥有的物质条件令人沮丧，而且看不到什么希望。在市中心广场周围是拉姆安拉的商业中心，也很可能是整个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最繁华的商业区，那些来自中国沿海不知名工厂的服装与皮包，充斥在每一个摊位上。按照现代国家种种标准衡量，巴勒斯坦都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准，尽管它同样拥有税收、警察、商业、教育体制，却几乎都难以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