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后的颂歌作者中，较有文采而又颇具影响力的有两位，就是贺敬之和郭小川。

　　贺敬之青年时期写作自由诗，短促、参差、跳宕，这些诗作蒸腾着生活的气息，饱含战斗的激情。随着工作环境从黄土高坡到机关大院的转移，这时，诗人不再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汲取诗情，从前的那类短诗遂告绝迹。他写过几首仿信天游的诗，除《回延安》外，大多徒具形式；能够代表作为诗人的个人特色，并以此产生相当影响的，还是他的“楼梯体”。从歌颂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的《放声歌唱》开始，陆续写了《东风万里》、《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等等，直到后来的《中国的十月》，都同样采用这种形式；在长期经营中，手法也因重复的使用而形成了一定的程式。这类诗作一般篇幅较长，偏重于重大的政治性题材，由于意在宣传，所以注重朗诵效果，在当时，有人以“政治抒情诗”名之。贺敬之和郭小川都是写作这类政治诗的能手，略有不同的是，郭小川着眼于斗争，所以战歌是主要的，贺敬之则直接用于献礼，所以多是颂歌。

　　楼梯体也称“马体”，即由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创造并集中加以运用的一种诗体，其最显著的外部特征，就是诗行的楼梯式排列。早在三十年代，马雅可夫斯基即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诗人被介绍过来。他的诗作，在左翼作家和进步青年中是有影响的，出现了一些仿作；其中，成就最大的要数田间，他的短促有力的诗行，显然是从马雅可夫斯基那里获得节奏和韵律方面的灵感，抗战期间，燃烧过许多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心。所以，闻一多称他为“时代的鼓手”。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确实是长于鼓动的，战斗性是它的灵魂。贺敬之把马体改造成为颂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失为一种创造。

　　对于革命、党和领袖，马雅可夫斯基热情地给予讴歌，诗中不乏大词。但是，我们看到，在他那里，党、祖国、集体与个人之间有着十分复杂而微妙的纠缠；“我”是突出的，独特的，富于活力的，外在的任何伟大的事物都不至于使之消失。他在长诗《列宁》中写道：

　　党——唯有党永远不会背叛我。今天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明天我要在地图上擦掉所有的王国。

　　“我”不仅仅是“我们”中的一分子，我是具有独立意义的生命个体，是不能随意地加以吞并和整合的。相反，真理只有通过“我”而显现，权力只有通过“我”而具有合法的形相，总之“我”是不容改变的。马雅可夫斯基说：“我只有一张面孔，它是脸，而不是风向标。”他永远大胆地幻想着，在幻想中，“我”通行无阻：

　　我的诗要来到，

　　越过无数世纪的山峰，

　　越过无数诗人和政府的头顶。

　　他还曾这样写道：

　　我想，让我的祖国了解我，

　　如果我不被了解——

　　那会怎样？！

　　那我只得

　　像斜雨一样，

　　从祖国的一旁

　　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