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胡也频、殷夫等一批左翼诗人遭到杀害；像艾青一样被囚禁的进步青年难以数计，他们只能在黑暗的铁窗里写作有名和无名的诗篇；许多已出版的诗集，被国民党中宣部及各级图书审查机构列入禁书目录，遭到销毁。最可怕的摧毁，还不在于以合法暴力进行直接摧毁的事实本身，而在于以此制造的恐怖的社会气氛，影响着和决定着整整一代诗人的精神状态。英国批评家黑兹利特于1817年发表《谄媚者与暴君》，对此有着十分生动的描述。他回忆道：“……自从那一时代以来，出版界成了自由的大敌，这一笨重的庞大机器被恐惧和喜好这两个主要动机赋予一种致命的偏见……我们不想一一重温这些痛苦的事例，也永远不能把它们忘却。但是他们一个个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悄悄溜到图虚名或图实利的一边去。没有大人物的赏识，他们便无法生存；不丧失人格，他们便无法为日益扩大的组织提供生计。他们不做有益于社会的事，用抒情诗去换基台石，用笔去换犁，而是决意出卖自己的笔去为最无耻的虚伪礼仪，为暴君和俗众之间的虚伪同盟进行滑稽可笑的辩护！……这就是20年来文学上的爱国主义和出卖灵魂的历史及奥秘。”在这样充满恐怖和萧索的氛围里，诗人一旦丧失痛感，那么不是被御用，便只能大量地滑入消闲的团伙之中。有各式各样的消闲。其中最常见的，也最不容易为人所察觉的麻醉性作品，就是一种“从容的艺术”。这些诗人，在社会失去政治自由的时候，从容地探讨“诗艺”的自由运用；在四周弥漫着一片呼号、呻吟和哭泣的时候，从容地吟哦自己的华章。三十年代有不少诗章，就诗艺的精致程度而言，比起几十年后一些校园才子的所谓文本来毫不逊色，其实，这正是一代诗歌的病态的见证。健康的文学，是与它所处的时代文化相呼应的，在一个杀机四伏的挣扎的抗争的年代里，居然产生了一种反差的艺术，一种温文尔雅的诗风，难道这是正常的吗？我们的文学史接受了这个事实，这叫体面的耻辱。

　　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是工业革命和近代文明的产物，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共振；革命从酝酿到生成，费时长达数十年到一百年时间，所以，那里的文学和诗歌是强壮的。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动，政治革命换汤不换药，新文化运动主要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变革。而组成运动的队伍就自身的知识背景和人格结构而言，与西方观念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和不适应性，因此彼此的结合并不是有机的，稳定的；加上失去社会的强劲后援，所以很快被回潮的政治文化传统势力给颠覆了。从辛亥到五卅，这段相对宽松自由的时间极其短暂，而且整段历史不是全面启动，而是跛足而行的，所以很难从中孕育出一代灵魂茁壮的人物。鲁迅是一个特例。甚至有数的几位诗人也不能称作大诗人；如果说，二三十年代也曾产生少数优秀的篇章，也只能被认为是五四汹涌一时的个性解放潮流留下的一掬浪花而已。范式的存在可能成为创新的障碍，但是，缺乏范式无疑地将使创新失去必要的参照和依据。对于中国新诗来说，这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