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匮乏，以及这匮乏的内化，使中国诗歌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密尔在他的名著《论自由》中强调自由精神对于社会进步的绝对意义，其中指出，世界的大部分地方没有历史，就是自由受到“习俗专制”即文化传统的遏制，尤其是东方国家。他以中国为例，说中国原来是一个富于智慧和才能的国家，后来变得静止了，就因为这传统通过“有组织的形式”，使全体国民丧失个性，大家用同一教条、同一规律来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缘故。“他们几千年原封不动；如果要他们有所改进，除非依靠外国人。”密尔的说法，确实有一股“欧洲中心主义”的可恶的味道，但毕竟道破了一个可怕的正确的历史事实。

　　从清末开始，中国传统社会出现显著的松动，“西风东渐”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及至二十世纪初，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中国的气候发生急遽的变化。新诗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是此间怒放的一朵奇葩。

　　帝制结束之后，专制主义开始瓦解，但是这种局面并非来自共和，而是因为权力的猎手在紧张的角逐中无暇他顾。中国国民所能享受的一点自由，其实是极其有限的自由。即便如此，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仍是不可或缺的。崛起的新知识者群高扬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旗帜，破坏一切偶像，重估一切价值，一时间，激进主义成为冲击中国古老社会的主要思潮。在这个自由的间隙里，新诗人获得了他们的先辈所不曾经验的两样东西：其一是西方观念，政治、道德、文学方面的观念都是全新的；其二是脱离官僚阶级和科举制度的独立地位。因而，他们也就获得了一种不同于他们的先辈的自由的、叛逆的、斗争的姿态。第一部新诗集是1920年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其实，自由的写作都带有尝试、探索的性质。五四时期，不同的期刊、不同的社团、不同的流派，所有的新诗人都在努力争取书写的自由。有的从旧诗脱胎而来，如胡适；有的趋于平民化口语化，如俞平伯、康白情、刘大白；有的尝试散文诗，如刘半农；有的专营小诗，如冰心；有的制作商籁体，如冯至；有的呈明显的欧化倾向，如郭沫若、徐志摩；有的则创造新格律，如闻一多、朱湘。总之，不出十年，新诗已然形成自己的独立面貌，自不同于咿唔吟哦的旧诗，而宜于新青年的阅读和朗诵，这是与变革的时代相适应的。三十年代，新诗更趋成熟。象征主义的李金发、现代主义的戴望舒，以及兼具象征与写实的艾青的出现，给多少还显得有点拘谨的新诗带来更现代更自由的色彩。抗战以后，“七月派”崛起，这个青年诗群充分利用新诗的自由形式，把写作同民族和人民的斗争风暴结合到一起；几乎与此同时，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另一群青年掀起了一股现代派的小旋风。他们或者重激情、重斗争，或者重知性、重技巧，从不同的方向扩展了诗歌美学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