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诗人在观念上的变化，他们的诗作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旧有的主题。爱情不再是男女野合，而是因心灵的契约而争取两性结合的合法地位的斗争，因此，此时的爱情诗是诗人站在街头、广场、法庭上对于爱情的热烈的颂赞和辩护，闪烁着苦乐交融的泪光。汪静之的爱情诗集《蕙的风》引起的风波，是新诗初潮时分的著名事件。爱国的主题相当古老，《楚辞》里便有《国殇》。但是，在古时候，爱国与忠君是同一个概念，流风及于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五四时候，国家的概念被淡化了，民主观念大大提高了国民和社会的地位。中国，在新诗人的眼中也不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党派代表的中国，而是人民中国、少年中国、新中国。郭沫若的《炉中煤》、康白情的《别少年中国》、闻一多的《一句话》，都是包含了新的国家理念的爱国主义名篇。政治主题过去被演化成为对权力的膜拜，其中一种异化的表现，就是抽写失去权力者的宠幸时的哀怨情绪。屈原的“美人芳草”，从此成为中国诗歌的经典性隐喻。新诗人是非权力的，在他们的诗中常常有着反抗的、革命的、颠覆的主题。郭沫若的早期诗作，如《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天狗》、《匪徒颂》等，即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至二十年代后期，这种倾向复由他的党派意识所自行纠正。悯农诗在古典诗歌中好像是一个颇具“民主性”的部分，实质上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反映。新诗发轫时期的一些农村题材的作品，如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成虎不死》等，已经具备相当明确的阶级意识；这方面的意识随着农民运动的兴起，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艾青的芦笛所吹奏的，便全然没有中世纪的牧歌情调，在诗集《大堰河》中，我们看到，那里的爱憎和苦难一样深沉。知识分子作为抒情主人公，也不复如古代的诗人那样卑躬屈节，顾影自怜。五四时期充当领唱角色固不待言，即如后来艾青表现的流浪意识与忏悔意识，也都不复是屈原式的，而有了一种力求挣脱封建母体的自觉。到了四十年代，知识分子主题在延安演变为灵魂的改造，即个人主义降伏于集体主义的旗帜之下；从何其芳的《预言》到《夜歌》，可以看到一代人转变的足迹。但是在昆明，在重庆，穆旦们坚持了个人的、非集体的东西，虽然这种坚持无法使他们最后摆脱痛苦的、彷徨的、尴尬的境地。一个戏剧性的事实是，他们因为远离斗争的中心而避免了集体主义的兼并，而使知识分子的自审意识，在“思想知觉化”的写作中有了深化的可能。在国统区，诗创作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延安的影响，还是因为民族的共同命运而相互间发生了某种神秘的勾联？这是一个问题。应当承认，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发现自身的有限性，以及由此引发的自我批判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作为启蒙者的先知形象，此时已是愈来愈暗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