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马雅可夫斯基与贺敬之对于自我的认识上的差异，当然也包括了秉赋的差异，以及艺术观念的差异，他们对题材的选择和处理的诸多方面便有了很大的不同。贺敬之致力于“宏伟叙事”，所写都是“重大题材”，如党的重要会议、国际性重大事件、国家纪念性节日、当代英雄事迹，等等。在诗中，诗人一面歌颂三面红旗，一面痛斥那样几个右倾的“心病”患者，而今回头看看，“庐山真面目”到底如何？当年给当代英雄造像时，使用的支架是“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经历了几番风雨，当支架蚀损，所有的正面形象又当如何免于倾斜？诗人凭依讲叙的事实和宣谕的真理的权威性来源多是报章新闻，然而时间可以撕毁一切假面，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马雅可夫斯基也不是没有利用过报章的新闻，不是没有利用诗歌进行宣传鼓动，他于内战年代曾在“罗斯塔”（俄罗斯通讯社）工作，为《罗斯塔讽刺之窗》制作了许多招贴画和讽刺诗，此外，还经常按《共青团真理报》的要求写东西。毋庸讳言，这些诗并非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优秀之作，有些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的，拙劣的。革命精神压倒了美学。但是，它们仍然构成作为诗人整体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不只善于捕捉新闻，更善于抓住生活，而把两者扭结到一起。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涉及当代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或者是一般的生活现象，都不作镜像般的描叙，而是表现为一种个人反应：直接地，迅速地，击中现实的要害，而且力图毁坏它。“今天要把生活重新改造，直到衣襟上的最后一颗纽扣。”这就是他的信条。他称那些逃避现实问题的诗人为“上帝的小鸟儿”，咩咩叫的“金毛的羔羊”；他不能忍受“沉默像奴隶一样”，因此，从来便以叛逆精神看待现实和接受革命。正是在批判、否定、破坏和变革现实这一意义上，我们称马雅可夫斯基为“革命的诗人”。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感觉和诗歌意识最富有生命力。爱伦堡准确地指出，马雅可夫斯基教给阿拉贡、艾吕雅、聂鲁达他们的，不是作诗的新形式，而是“选材的勇气”。所谓勇气，就是剥掉诗的外壳，进入生活的内部去发现诗。这里的生活，是一堆易燃材料，危险品，随时可能带来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