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琳娜的知识缘于她的父母，一对出生于50年代的工程师夫妇。我很遗憾没有见到她的父亲，一个成长在苏联帝国中的蒙古人（卡琳娜的东方特色和兴趣来源于他），一个文学爱好者。他退休了，正在忙于写一本关于苏联地下文学的书，他没指望出版，只是个人兴趣。他也对晚期的共产主义时代颇有怀念，那是个更单纯的岁月，人们既开始逃离意识形态的束缚，也没有被市场与消费的力量弄得心慌意乱。或许，那也是个更有秩序的年代。这秩序既包括政治、经济上的，也包括文化与道德上的。布尔加科夫的小说、阿赫玛托娃的诗，都是书店中的畅销书。因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无能为力，人们把精力都投入到精神世界中。对于卡琳娜父母这样的工程师来说，这似乎是尤其好的安排。

　　普京意味着秩序再度恢复。卡琳娜的政治观点或许不成熟，却在俄罗斯广为流行。90年代的混乱再度印证关于俄国人古老、顽固的看法——这个民族不适合自由，它渴望强有力的统治者。我还记得别尔嘉耶夫惊心动魄的论述：“俄罗斯民族不想成为男性建设者，它的天性是女性化的、被动的，在国家事务中是驯服的，它永远期待着新郎、丈夫和统治者。”伊凡雷帝、彼得大帝、亚历山大一世、斯大林都曾是它的新郎，但结合的后果常常不尽如人意。即使此刻，在对普京的期待中，又多少蕴涵着矛盾。在几个月前一次民意调查中，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总统的支持率虽达到82%，但与此同时，94%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对政治没有影响力，68%的人觉得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只有4%的人感到财产是安全的。俄罗斯人似乎陷入这样一种僵局：他们越是对生活缺乏信心，越是渴望强有力的领导人，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就越是加剧了生活的不安全感。它像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循环，它甚至令人想起托尔斯泰在一个多世纪前更令人沮丧的判断：他期望新的俄国人能打破这个“铁环”。

　　尼基塔·帕甫洛维奇·索科洛夫可不相信什么“历史的陷阱”。在莫斯科南郊的一幢刷成粉红色的三层楼中，我遇到这位《环球》杂志的副主编，一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他语调急促，表情严峻，似乎急于澄清我对俄国似是而非的理解。是啊，俄罗斯多么难于理解，外来者们总被表象迷惑，俄国人自己也常常糊涂。

　　对他来说，普京的十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可与尼古拉一世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放在同一个序列。表面看来，这三个时代都曾显得强大一时，国家力量迅速成长。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俄国仍挟着战胜拿破仑的荣耀，很多人觉得西方的自由和自由主义制度在危险时没有什么用处，强有力指导一切的专制制度是保持民族伟大的唯一手段。而且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西欧甚至觉得尼古拉的专制代表着更好的制度。勃列日涅夫的年代，苏联则一度咄咄逼人，嘲笑美国的衰落。但在国家内部，这两个时代都是惊人的停滞，各种改革的倾向、自由思想的碰撞都消失了。尼古拉一世统治方式的问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表露无遗——原来俄国已经如此严重地落后于西欧。勃列日涅夫的政策导致苏联体制的最终崩溃。索科洛夫相信普京在过去十年来的统治，是彻底的失败，刚刚生长的自由市场、言论自由、非政府组织再度被压制，俄罗斯社会必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循环吗？”我问他。俄国与中国一样，迟迟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多权力中心的政治体制，如何培植市民空间与社会力量来制衡政治权力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