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郝不希望我周日去看在普希金广场的示威。“他们只是瞎胡闹。”他说，似乎很担心它破坏了我对莫斯科的印象。他也强调，他们不是主流。他是个出色的翻译，他倾听、记录柳德米拉的谈话，却没准备赞成她的观点。

　　小郝是我在莫斯科的导游，腰身结实，嗓音宽厚，带着东北人的爽朗，可以耍上一套双节棍。他二十五岁，已经在莫斯科生活了十一年。他的父母是第一批中国淘金者，他们先是帮助国营企业把积压在仓库里的鞋子、夹克、棉袜、塑料盆卖给俄罗斯的小贩，接着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苏联帝国变成了俄罗斯和十五个共和国，民主选举取代了党天下，对中国轻工业产品的需求却没有减弱。这个国家产生了托尔斯泰、肖斯塔科维奇，领导了世界革命，仍不能给他的国民缝制出足够的裤子。

　　小郝在这里读了中学，如今在一所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从威廉·詹姆斯、马斯洛到埃里克·弗洛姆，他读过所有重要的心理学家的作品，还有几个俄语名字，我从未听说过。业余时间，他在一家旅行社打工，是专业的商业谈判翻译，暑期时，他还是兼职的导游。中国游客正四处涌来，倘若要出国，西欧、东南亚仍是他们的首选，但俄罗斯的吸引力正日益增加。尤其对那些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这是一次怀旧之旅，莫斯科的郊外、卓娅和舒拉、高尔基、阿尔芙乐巡洋舰，都曾是他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带领三十人的旅行团不是个轻松的事。在莫斯科机场的入境处，我亲眼看着一个年轻导游如何声嘶力竭地给一位走丢的团员打电话。他可能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从机舱到海关，这短短的一段单向道，也有人会走失，或许也在心疼这昂贵的国际长途电话费。“你一直顺着走廊向前走不就到了，我们所有人都在等你。”瘦脸的年轻人一边对着电话吼，一边用俄语对着窗口内的穿着蓝色制服、满脸不耐烦的女检查员陪着笑脸。那个满脸茫然和焦虑的中年人最终还是来了，身穿黄条纹T恤衫。然后是点名、排队、顺序过关，旅游团变成了小学班级，刚才的吵吵闹闹停止了，当听到自己的名字时，每个人的回应积极有力，带着一种找到坐标的放松感。不管变得多么脑满肠肥、多么充满世故，我们似乎都有一颗未成熟的心，既放纵自我又等待着被管束。

　　我相信小郝能压抑住自己的不满，仍旧面带微笑。他方方的脸上还有一股刻意的老成。他是我一个好朋友的朋友，但在前四天里，他始终坚持叫我“许先生”，在每天行程结束后一丝不苟地把我送回酒店。他总是担心我碰到令人不悦的情况，比如说迎面撞上嘴里嘟嘟囔囔、死死盯着你的醉汉，或是迷失在地铁里的俄语指示牌中。他没有响应我要去看莫斯科夜生活的提议，他没有经验，担心意外发生。有时，他甚至不愿意尝试走一条陌生的小巷，总是乖乖地选择最熟悉的大路，似乎总有某种忧虑藏在他心里。

　　在我们逐渐熟悉之后，他说起了八年前的遭遇。那时他上高中一年级，在一个冬日清晨上学的路上，他碰到几个穿黑色皮靴、光头的青年，其中的一位左耳还挂着耳环。他们擦身而过时，他听到对方的咒骂，大约是“滚出我们的国家”。他感到愤怒，扭过头去看他们。结果迎面就是几拳，他们围了上来。恰好有其他人路过，这几个青年才离去。而他满脸鲜血，头脑一片空白，踉跄着走到附近的一个教堂，把脸擦净。中午回家后，他平时沉默的父亲听到他的诉说后，一言不发，从厨房里拿出菜刀，裹在报纸里，放进书包，要他带路去那条小巷。他们在那里转了很久，也没碰到那几个光头青年。去附近的警察局报案时，警察们显然对此无动于衷，草草记下口供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