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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我是猫》序         ★★★
夏目漱石《我是猫》序
作者:夏目漱石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1535 更新时间:2011-7-31 2:19:29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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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年夏天梅雨初晴的一天,一只生下不久的小猫迷路走进夏目漱石的家。翌年一月发表的《我是猫》就是以这只小猫为模特的。漱石大概也没料到这竟成了他的处女作。
    一九○五年,漱石三十八岁。作为初出道的作家来说,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在这之前,他只零碎写过俳句,也没有形成风格。漱石四十九岁病逝,生命不长,创作经历更短,前后不过十年。漱石又是一个很有特性、怪癖的人,创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一般说,作家写一篇长篇小说之前,要有构思的过程,有的甚至还有个小说提纲,不能什么准备也没有。说来奇特,《我是猫》成为长篇小说,却是另一种情况。
    漱石是正冈子规“写生文”的崇拜者。子规死后,《杜鹃》杂志由高滨虚子主持。一九○四年十二月在《杜鹃》同人组织的“山会”上,他朗读了《我是猫》,颇得好评。《杜鹃》杂志载于新年号,立即引起广泛反响。“在下是猫。还没名没姓。”以演说姿态开始的这句话,后来成为文坛的名句。“我”的原文为“吾辈”,后来成为小说的题名。“吾辈”、“余辈”、“我辈”在初次发表的正文中是混用的,强调用猫的眼睛观察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有嘲讽的意味。因为它生来不久就被书生扔掉,冻饿不堪,命运是不幸的。后为长着两撇胡须的教师苦沙弥收养,所见的知识分子也都值得冷嘲热讽。《猫》本来只想发表一期即告结束,但它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夏目漱石。他进一步让猫观察下去,二月号《杜鹃》发表了续篇,四月号发表第三篇,一九○六年八月号完成最后一章节第十一篇。小说在发表过程中就出版了单行本上编,完成时出版了中编和下编。小说的十一篇是在第一篇完成后逐惭构思的,没有严格的情节演进过程,既像抒情的“写生文”,又像结构松散的小说。作者后来说,它“没有题旨,没有结构,像无头无尾的海参似的。”
    这是一篇在特殊条件下创作的特殊结构的小说。
    极度郁愤是小说形成的条件,也是作家创作的动力。
    一九○三年由英国回到东京后的几年,是漱石一生中精神最紧张、最郁闷的一段时间。
    回国后,作家和妻子镜子的关系更恶化了。漱石在夫妻关系上思想陈旧,要求妻子以他为绝对权威。而她的妻子精神却又不正常。结婚第二年镜子曾想投河自杀,漱石作俳句:“病妻室内灯昏暗,苦熬晚暮度秋天。”可以想见,一八八九年的秋季,镜子的精神病已经很严重。漱石留英期间,曾给镜子写信,倾诉自己很孤独,责怪妻子不写信。不久他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症,一时传说他疯了。文部省曾有“夏目漱石精神失常”、护送回国的电文。回国后,漱石常为神经衰弱而苦恼,常常做出越轨的行动。夫妻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他无缘无故打几岁的小孩子,一件小事也大发脾气。一次四岁长女将一枚硬币放在火盆边,漱石头脑里显现出他在伦敦时一枚硬币引起的不快,动手打了女儿。妻子怀疑他有精神病,请医生做过诊断。漱石的急躁、愤怒和越轨,反映了他对镜子的期望破灭。
    回国后,漱石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工作亦不顺利。“英国文学概说”前任教授小泉八云深受学生的欢迎,漱石接课后不为学生所容,后讲“文学论”,同样不受欢迎。他情绪低落,经常闷在讲师工作室里,绝少出门。碰上好天气,才在工作室近处的不忍池边度过。他一度想要辞职,所挣的工资也难以支撑沉重的家庭负担。
    阴郁、愤懑、神经质等,必然对其处女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漱石后来说:“我对这种神经衰弱和疯狂深表感谢之意。”可见,神经最紧张的日子也是作家走向创作繁荣的时刻。
    这绝不意味着《猫》的创作失掉了理性。而是说,《猫》的创作实践确实和作家的精神系统的病狂联系在一起。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作家用猫眼看人生与社会,其中充满离奇的想象。但它不是颠狂的疯人语,而在精神重压之下的愤懑的倾述,那境界远远高于世上哲理大家。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与思想经历。作家生于一八六七年,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治维新,封建幕府垮台,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来。父亲是江户(今东京)奉行所直辖的名主,世道虽然变了,但仍拥有权势和财产。母亲是商家的女儿,作为后妻已生育四男一女。漱石初名金之助,不知为什么,父亲就是不喜欢,每晚放在另家夜店的篮子里,姐姐发现将他抱回家。九个月后送盐原昌之助为养子。盐原也是名主,明治维新废除这官位后,迁居到江户享乐商业区的浅草。
九岁时因养父母离婚,漱石重归自家。十四岁他最恋慕的生母病死。少年学过汉学,后学英语。十七岁离家独立生活,考入大学预备门预科(今东京一高前身)。其间,生父与养父为漱石的户籍问题,争执不下,使他苦恼不堪。后来在小说《道草》中说:“不论从生父看,还是从养父看,他不是人,而是物品。”最终,生父付出赔偿,方告结束。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与同级的正冈子规相识。一八九○年进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并获文部省贷费生资格。一八九三年毕业后入大学院,却对英国文学产生怀疑,对禅宗发生浓厚兴趣。一八九六年与贵族院书记长女镜子结婚,其间曾先后任四国松山市松山中学、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教员。一九○○年留学英国。
    漱石所经历的是明治维新后很多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路,但他有自己的曲折的生活历程,这就使他认识了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的事物。
    一九一一年,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发表以《现代日本的开化》为题的演说。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开化”,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开化是“内发的”,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日本的开化却是“外发的”,是“在与外国接触”过程中被迫转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因为外来文化消融存在问题,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从而“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就必然引起“国民的某种空虚感”,也会出现“不满与不安”,发生“神经衰弱”病症。为了不患“神经衰弱”,“只能向内发的方向发展”,这是“苦恼的真实”。
    从上述演说不难看出,漱石对明治维新改革的不彻底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在一九○六年写作的《片断》中也说:“当知道开化的无价值,就是厌世观的开始。”
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真正的厌世文学”。
    这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厌世”的观点。“厌世”、“苦恼”、“郁愤”是漱石常用的词汇,也是他的世界观和创作观。如他说:“不描写烦恼称不上是文学”,还说:“在现在不得神经衰弱的人,大多数是有钱的鲁钝之徒和没有教养的无良心之徒”。一九○六年他在致高滨虚子的信里说,他创作《猫》等,即是在“倾诉”自己的郁闷和忿懑。
    漱石在留学英国时写作的《片断》里还说:“有钱的人多数干的是无学无知的鄙劣之事”,“其结果是使没有教养、不足年龄、没有德义的人进入士大夫社会。”
作家对资产阶级是厌恶的。在一九○五年前后,即写作《我是猫》的那个时刻,作家在《片断》中写道:“汝所见者为利害之世。我所立者为理否之世。汝所见者为现象之世。我所视者为实相之世。人爵——天爵。荣枯——正邪。得失——盖恶。”
    一九○二年当日本人为日英同盟缔结,日本跻身列强而欢呼时,漱石却以冷淡的面孔对待。他在致中根重一信中说:“今天欧洲文明失败的原因,就是极为悬殊的贫富差别。”这导致“革命的必然性”,“卡尔·马克思的所论”是“理所当然的事”。
    漱石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而日本的矛盾则尤使他生厌和悲观。《我是猫》所针对的正是明治维新后的“金权社会”的矛盾及维新的不彻底性,即“利害”、“正邪”、“善恶”、“不安”、“空虚”等。作家是明治精神文明的最深刻的揭发者与批判者,他使用的手法是“描”的嘲讽和评断。其辛辣和深刻性,迅即引起世人的感叹和兴味。
    漱石和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作家一样,看不到摆脱这一矛盾的出路,无法指明克服维新不彻底性的办法。他只能是郁闷与愤懑而已。他也力图寻找摆脱矛盾的方法,那就是推进“内发的”变化。不过,漱石所说的日本的“内发”,与欧洲也不同。他认为欧洲的文明也是失败的,日本自然不应该再走这条路。日本的另一条路,就是他后来提出的“则天去私”。这是一种东方的宗教观与社会观。在《猫》中,铃木藤十郎的“狂”、甘木医生的“死”和八木独仙的“信”都演绎着“则天去私”的观点。漱石虽然也嘲讽独仙的东方的“自然法”的修养,而最终他也只能在精神信仰上寻求解脱。
    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漱石信仰的也是个人主义。“则天去私”的宗教解脱是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的。一九一四年,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时说,“权力的威压”、“金钱的诱惑”会导致危险的后果,与人的个性也是矛盾的。一个人首先要“发展个性”、“尊重个性”,“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我是个人主义”。作家认为个人主义以“自己本位”立足,和“国家主义”不是背反的,只是国家间的道义不如个人道义。他主张“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其内容当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各个人享有的自由是顺从国家安危的,就像寒暑表的升降一样。”在这里不难看出漱石资产阶级国家观的局限性。
    上述对夏目漱石在二十世纪初年精神危机状态的了解和对其社会观、世界观的认识,是打开《我是猫》的门户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漱石的全部作品都可以打开。
    《猫》的译者于雷,是我熟悉的作家、诗人、编审,也是日本文学翻译家。我们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共同度过了那些值得怀念的战斗时日。现在他要我为《猫》写序,我高兴地答应了他。是为序。
                                              吕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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