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刚刚开始，中国正式进入毛泽东时代。这个天才的战略家，率领共产党和军队，成功地结束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紧接着，继续以运动战的方式，推进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三五反运动，把广大工农群众按照新的方式组织起来，凝聚为新国家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严厉打击地方的乡绅势力、资本家、所有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人。此外，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名为“洗澡”。至1956年，随着农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一个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

　　1949年7月，中国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随后，文艺家和作家的统一组织“文联”和“作协”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成立；向有“自由职业者”之称的作家诗人转变为“单位人”，随着职业问题的解决，开始为组织所规约。与此同时，出版业成为国家统一管理的专业。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文艺界的批判运动逐步升级。由于毛泽东特别重视思想斗争，每每亲临指挥，所以运动声势浩大，效果显著，直至酿成“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但是，在文艺界，不但没有人对钦点“思想犯”的做法提出批评，而且大批知名人士都成了积极的追随者。经过以“双百”口号为标志的短暂的和平间隙，至1957年，毛泽东再度发起规模宏大的整风运动。据统计，55万“右派分子”陷身逆境。从此，文艺界再也没有异议的声音，只有大唱高调，直至“文化大革命”汹涌来临。

　　诗歌是以直接的表现为特点的，在遭遇了社会压力之下，它不是最好的，就是最坏的。说它最好，是因为它获得了一种抵压的勇气，唯有如此，才可以做到真诚的、自由的、富有个性的写作；说它最坏，则是屈服于压力，丧失自我，因此也就丧失了写作的本来意义。事实上也是如此。五十年来，就中国文学的整体而言，唯有新诗适时地为历史留下了少许真实的见证。这是自由的诗歌，也是最好的诗歌。但是，随着运动的进行，也产生了大量的劣作！

　　在中国，无论在诗歌界还是整个知识界，郭沫若都是领军人物。他在建国后任政务院副总理，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他的诗歌取向，无疑具有示范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