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一批诗人，如陈梦家、戴望舒、孙大雨等，建国后随即沉寂下来。如果不甘沉寂，就必须追随主流，改变诗风。冯至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十四行诗》运用西方形式表现东方情调，诗艺精湛，影响颇大。此时，他改以通俗的语言演绎民间故事，编写土改翻身的新传说；如果拿《韩波砍柴》与过去的《蚕马》、《帷幔》等比较，面目迥然不同。臧克家本以描叙农村苦难和锻炼辞句著称，现在也不能不放弃他的特长。三十年代与何其芳、卞之琳齐名的李广田，1957年整风期间，写了一首诗，名叫《一棵树》：“我受大地和太阳的哺育，／我在风里雨里锻炼自己的身体。／……还要把根扎下去，扎到最深处，／也要把枝叶伸出去，伸向太阳去。／……我必须每年落一些叶，／也必须不断地脱一些皮。／……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休止，／因为我自己并不属于我自己。”可以说，这样的“表态诗”是有代表性的。诗人坦言“我自己并不属于我自己”，忠实地描画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裸裎了知识分子与现行体制的某种契合关系。苏联及东欧文学史中有一个词叫“多数派”，中国多数派的诗，就是这样的诗：单调、直露、粗糙、假嗓子，缺少人性的润泽。

　　在解放区出来的诗人中间，卞之琳本来

　　最具欧美色彩，但也是最早运用民歌体，积极践行“为政治服务”和“民族化”、“大众化”的一个。自1940年出版《慰劳信集》后，停笔十年，于1950年开始为配合政治运动重新写作。1951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诗集《翻一个浪头》，内收26首诗。他自白说“写的时候，我主观上觉得又是响应号召，又是自发，又当政治任务又当艺术工作，又是言志又是载道”云云，实际上无非在掩饰写作处境的艰难和尴尬。他嫌集子结合爱国主义的份量不够，想重点加以补充，于是写成《天安门四重奏：大题小试》：“天安门把蓝天当作蓝图样，／天安门飘红旗就标志行动！／斗争和创造翻起来一个浪，／中国和全世界联一道长虹！”诗中还有“雪山，太行山，看历史弯腰”，“排山倒海才笑逐颜开”这样的句子。发表后，《文艺报》刊发读者来信，批评说“难懂”。1953年，卞之琳到浙江新登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说是“试用一点江南民歌的调子”，写成一批自称为“带有一点田园诗风味”的诗。举一首《叠稻罗》看看：“单干户叠五亩稻，／互助组叠七、八亩，／十亩、二十亩不稀奇，／只要合作化动动手”，哪里有什么“调子”、“风味”可言？诗人在《文艺报》发表题为《下乡生活五个月》的文章，称说自己“多少像扎了根，俨然变成了本社甚至本村人”，“到农民群众中去……从思想上关心他们的生产问题，生活问题”，“和农民打成一片”。1958年，他又以格律体写了一组诗，叫《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其中写道：“摔脱了大衣抓扁担，／人海里洗一个风沙澡，／给水库献上一滴汗，／喜悦的心跳像鱼跳。”《诗刊》又发表读者来信，再度批评他的诗“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