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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1486 更新时间:2011-5-27 16:21:03

11.霜花
  
  
  冬日的清晨,睁开眼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霜花。你穿上棉衣,趴在窗户上哈气,想看清院子里的动静。霜花不情愿地让出一小块空间,供你的一只眼睛观察。大青狗卷着尾巴在院子里跑圈儿,三两只不怕冻的麻雀在结冰的猪食槽上觅食,空气像冻僵的衣服在晾衣绳上直挺挺地挂着。
  
  你将双唇印在冰清玉洁的霜花上,望着对称的月牙形发愣。当时,还没有听说“吻”这个词,而是说“亲嘴儿”,你与霜花亲过嘴之后,嘴唇冻得发紫。现在,妻子还常问你“你的嘴唇怎么总是发紫呀?”嘿嘿,你只是傻笑,没告诉她。除了亲嘴儿,按手印、贴分币、写大字等等小把戏,你也都试过了。
  
  你坐在炕头上看霜花,一言不发。树木、山冈、亭台、楼阁,奇异的植物,与生活无关的一切都显现出来,可你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到仙境里去,总觉得它缺少点什么,也许是少了点烟火,或是一个好看的唇印吧。
  
  上午10钟点左右,霜花像个脏孩子,流着长鼻涕和眼泪,一点点向窗框下方退缩,院子里的东西渐渐浮现,只是变得更脏,更旧了。
  
  “可怜的霜花,总把他人的现实当仙境。”你不免有些同情它了。
  
  母亲曾经在一块裂了缝的玻璃上钉过两枚重叠的钮扣,霜退之后,你就死死地盯着它。十年后,母亲故伎重演,在平房的窗户上又缝了两枚扣子,你忍不住想哭出声来,窗户也有灵性,也知道人间的冷暖呀。你这个人,没欠过别人的眼泪,也从来没有帮别人哭过,只想对着晶莹的霜花许个愿:
  
  “让我纯净地发傻,傻的可爱,傻的彻底,什么都不留下。”
  
  在你童年所见的自然景物里,霜花是一种致幻的现象,在内与外之间施了法术。其实,玻璃本身也是致幻物,由于它不善于闪身、退出,而降低了魔力。在冗长的世俗生活中,霜花不可能常见,但你只要见过它,就再也忘不掉了。这就是仙境和仙性,你不敢涉足。从另一个方面说,你认为它并不可靠。于是,你本能地去破坏它,用哈气、嘴唇、指印、钱币污染它,让它流泪、融化,透过一丝缝隙,你所要看到的还是窗外的日常之物。
  
12. 偶感
  
  
  “田野,麦苗生长,空出道路。”
  
  几年前我写下这样的句子,至今还没有后续的词儿来敲我的脑门儿,于是我写下困惑和感伤,写下距离与观察的遗憾。
  
  四年前,我遇到相同的情况,那是在白龟山水库偶得一句诗:“水在有限的疆域里辽阔,呵!辽阔,你限制了我的辽阔。”限制与反抗,有限与无限,我感到了辽阔的压迫。
  
  田野,麦苗,空出的道路似有若无,但我信任这牛车、羊、马和孩子们踏出来的路,在青青的麦苗间,黄土路就是乡村的灵魂,她被麦苗空出,让我发现。我发现了什么呢?是空出的一种精神、气质,是无话可说时乡村的沉寂和丰满。它们离我太近了,使我不敢确认我的血脉曾由这里流出。于是,我感到远,像一朵云、一缕轻烟,我抓不住自己,我来不及转身,确认自己的身份。我早已从田野中分化而出,成为残砖碎瓦一类的东西,成为土地难以消化的硬物。我感到连自身的痛也是空的,与麦苗无关,与这个春日无关。
  
  在我的眼里,乡间的一切早都成了风景。麦田更是一种风景,我不必再关心田间的劳作,而是直接从超市买回了上等面粉;我甚至连面粉也不用见,就买回了包子、馒头和饺子。劳动被隐匿了,生活像在变戏法。我欣赏着滚滚的麦浪,却看不到飞溅的汗珠。
  
  这空出的小路是在召唤我吗?我假装听不到,即使我听到了,也要找一个人来翻译。 
  
  我飞驰在高架的高速公路上,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而将乡村、果园、麦苗抛在两边,我听到汽车轮子的快乐,从出发地到终点,不知疲倦地往返。当我感到累的时候,心已是空空的快餐盒,随手丢弃在路边。
  
13.我们
  
  
  “我们就是我和我的感觉。”这是一部法国电影中的道白。萧开愚在《北站》一诗中说,“我感到我是一群人”,有一种逆向的美,但殊路是可以同归的。前者以若干人当一人,忠实于自己。后者则以一当十,将自己无限外延,迷茫中又有信任。两者都是从我这个主体出发,阐述我与我们(若干人)的关系,与生活的关系。
  
  “我们就是我和我的感觉。”主体是压倒性的,我的感觉伴随而生。我如果不在,那我的感觉就不在,我所说出的只有他们。而我若在他们之中,就是把他们变为“我和我的感觉”。
  
  “我感到我是一群人。”则是向他们靠近,是一种积极的无奈,在包容和丧失中确认自己。
  
  我们,这个常用的代词,多半在未深领其意时就已经使用了。最亲近的我们当然出现在二人世界(夫妻、情侣),一般是我与她,或他与我。如果说“我们就是我和我的感觉。”那无疑印证了爱、恋爱其实就是在爱自己,爱另一个自己(影子)。这不算什么新鲜的观点,在我们的意识中早就有了,只是不能轻易地说出来。我们确实在按着自己的感觉、意图爱一个人,并从他(她)那里得到反馈的信息。问题是这个信息反馈以后,是否印证了我的感觉?我的感觉是否会调整、变化,变化后的感觉还是我原来的感觉吗?完全忠实于自己其实是很困难的。这样说,不如把我们调整为“我们就是我和我变化的感觉”更适合,但新的麻烦又来了,我变化的感觉,势必影响我主体的调整和改变,我不再是原来的我,我在流变中。如果说我是在不停地生长、变动着,那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要重新调整呢?然而,变化了的感觉还是我的感觉,只要我还有感觉,即使我们的关系已经走样,还是可以拯救的。纵然失败,也不能说“我的感觉”就是错的,顶多是一种错位关系。另外,也有过去时的我们,分裂后的我们,它只属于记忆,有时甚至羞于或拒绝再用我们这个词,而是直呼其名,或叫做他(她)、他们,我们的感觉早已名存实亡了。
  
  一般性地说我们,还以二人(朋友)为例,不会有情人之间的我们那样强烈。“我和我的感觉”对我们的占有欲要小得多。我虽然还是主体但对他的要求是有限的,你可以在一些无伤大雅的小节上妥协、让步,他也可以顺从你的心意,调整其态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关系维持。如果是三人以上,我们与“我和我的感觉”就更淡了,只是在某种观念、选择上的趋同。“我和我的感觉”有时还是被动的,在人群中如果说到我们,它已经是呑没性的,“我和我的感觉”不说已经消失,也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在我们这个词上已经被利用,被各种决议、政策、号令、选举、传媒所利用。各种专制、强制机构莫不是打着我们的幌子,来践踏“我和我的感觉”。他们强调的是“大家的感觉”,而把我,不明主体的我隐藏起来,多么大公无私呵。什么是“大家的感觉”?就是给每个人的感觉开N次方,再装上卡车,然后运到郊外的垃圾场。
  
  “我感到我是一群人”,但我不是一群人的感觉。
  
  诗人除了在无奈中确认自己,还能干什么?
  
14.木马
  
  
  马,木头的,两条腿一前一后。
  
  马不是牵来的,马是捡来的。
  
  马骑在我的肩头上,已经十几年了。十几年来,我几乎忘了它。
  
  是早晨的大雾提醒了我,我又回到了雾水中的桐柏山。它静静地躺在一处溪涧旁,在我见到它之前,它只是一截木头,山中柏树的一小部分。山民的斧头正好砍到它的唇边,真的应该感谢那个砍柴人,感谢那把利斧救了它,多砍一寸不是马,少砍一寸也不是马,不多不少正好砍在艺术的分寸上。
  
  偶然的机遇使我成了一个马夫,只不过不是我牵着它,而是它骑着我。对于别人来说我扛着一截树根,我才是一匹傻马呢。
  
  契诃夫说“人越是笨,马就越懂得他。”
  
  只有笨人才认识马,息息相通,我们本是兄弟嘛。如果我稍不留心,就会错过它。现在是我拥有了它,成了它的主人。相遇的那一刻,彼此忘记是人是马还是木头,只有发现的一刹那才是销魂的呵!马一直在等我,我也一直在寻觅它,就是这样。瞬间,我们的肢体相互转化。然而,美妙的一瞬一旦进入历史,鲜活的感受便随之减弱了。
  
  把马扛回来之后,我本打算为它梳妆打扮一番,用细砂布为它打毛,涂上一层黑漆,再做一个漂亮的底座,让它神气十足地站在客厅里。然而,由于自己的惰性,加之不懂木工活儿,就把它丢在了一边,这一丢就是十几年。这些年来,我活得太像一个人了,在世俗的琐事中挣扎,马的精神已经离我远去,所以,对它的漠视和置之不理也就再平常不过了。我知道灰土在层层包围着它,内部的衰老在一步步逼近。纵然灰土不能吃掉它,它也在后退,退到那个溪旁,等候另一个人。
  
  他还真的来了。
  
  去年,好友高立学来家里,无意中问起这匹马,我说它还在呀,在楼下的车棚里。他说“那就让我牵走吧”?我爽快地答应了。我这个不负责任的人,终于解放了这匹埋在灰土里的马,也解救了自己那颗蒙尘的心。如果我继续固执地占有它,我的心也会随它一起腐烂,那就再也回不到那个雾水濛濛的溪畔了。
  
15.桥
  
  
  我确实没有赞美过桥,也许是手中的笔不听使唤,或是握笔的这只手力气不足。我的桥总是没能高出水面,在记忆的水中潜伏着。
  
  最早认识的桥在月份牌上,是手工绘制的松花江的江桥,那是当时家里最好看的饰物之一。名气更大的则是南京长江大桥,在课本上、广播里,在每个人的眼睑、唇边、耳畔架设着。1983年,我和几个战友登上了南京长江大桥,在引桥上留了个影,往前走了200多米就没兴趣了。值得纪念的是那些算不上桥的桥,用长长的圆木固定,十余米长,七八米宽,没有桥栏,它更像是路。它架在故乡村子的东面,离我家只有一里多路,但你一眼望不到它,你看到的还是路——路面微挺的小腹。儿时我常去桥上玩耍,有一次跑着去桥上,不小心摔倒,左膝关节内侧还起了一个筋包,大人们说没事儿,过几年它自然就下去了。
  
  入夜,小桥变得神秘又恐怖,桥下藏身的蝙蝠、鸟雀,会忽然侵入我的梦境,将我吓醒。醒来想一想,无非是白天在桥下掏了两只鸟蛋。我的脸上一生雀斑,老人们就说,又吃麻雀蛋了吧(小麻雀蛋上有麻点)。现在,我知道这是一种皮肤病,跟麻雀没什么关系。
  
  对桥的爱,多半在夏天。泡在桥下的水里跟表哥们学狗刨,鼻孔和耳朵里塞上棉花球,或是用黄泥涂在脸上、身上晒太阳,朝桥上过路的外村人叫喊一番,那是最惬意的时光。天空瓦蓝,没一丝云彩,我晒着太阳,身上没一丝遮拦。偶尔,有马车从桥面上驶过,车老板站在车辕上挥动长鞭,束束尘土从桥梁的缝隙间落下……我什么也听不见,耳朵塞着棉花球,仿佛整个大地屏住了呼吸,桥身也和我一样一丝不挂地躺在水面上。
  
  扎一个猛子,利用现在的泳技
  完全可以游出河弯儿,游到呼兰河下游
  再纳入松花江,呵,没边了
  
  裹着一身黄泥上岸
  “跑一跑,干一干,鸡鸭鹅狗飞上天。”
  童谣的后半句被改写
  
  不是因为酸,而是太真切。现在
  你所知道的桥,都穿着泳裤睡觉
  还有什么可展示的
   ——《小桥谣曲》2000.10
  
  土路——裸体的小桥,在我的记忆中原始地陈列着,当我在外省各种各样的大桥上眺望,它自卑地退到意识深处,被时间呑没了。
  
16.过马路的小蛇
  
  
  秋日的余晖像油炸过的馍渣洒落到地上,一条小花蛇正吃力地过马路,它腹下的鳞皮对光滑的水泥路面很不适应,偶尔抬起头望望路对面,还远着呢。是同行的C忽然惊叫一声,我们才发现它,这小家伙也很惊慌,但却坚决地把蛇头扬起,一副准备发起攻击的架势。如果是条大蛇,同伴们早就吓跑了,可怜它太小,威胁也就大减了。
  
  一条毒蛇,没错,是条毒蛇。有人说找根木棍或石头把它砸死算了,同行的女士们却不同意,它太小了,也挺可怜的,算了吧。也是,即使是凶猛的大型动物,小的时候也是挺可爱的。就因为它太小了,不构成什么威胁,它才逃过一劫。
  
  我一边散步一边想,如果是条大一点的毒蛇,我们决不会放过它,危险越大越要及时清除,不然就会留下隐患,说不准哪一次出来散步就会遇到它的攻击。若是一个小孩子在路上遇见它怎么办?它会因为那是个小孩就放弃攻击吗?这也许正是人与动物的区别。
  
  可是那条逃生的小花蛇也会长大,那不等于放虎归山吗?
  
  人在采取行动前会受到很多制约,直觉的第一反应是打死它,这近乎是本能,即使是很小的孩子见到蛇以后的反应也是要打死它,当然躲避、逃跑的可能性也很大。随之而来的是辨别和判断,它的威胁有多大,有毒无毒?这就要靠知识和经验了。而第三种制约行动的因素是情感的反应,如果威胁不是那么大,即使它有毒又何妨,对年幼或衰老的动物,我们也会产生怜悯之情。
  
  我忽然想到了那则“农夫和蛇的故事”,农夫路遇一条冻僵的蛇,怜悯之心使他将蛇放进自己的怀里,暖热过来的蛇不知恩图报,却将农夫咬死了。这是农夫的悲剧,引申的意义也是颇为深远的。然而,我却不想这样解释,我要说农夫没错,那条蛇也没错。农夫的怜悯之心是可敬的,虽然代价昂贵(在别人眼里)。那条蛇就更没错了,它只是依据自己的本能行事,那是它生存的保障。人为情感付出代价也正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高贵之处,如果像那条蛇一样只靠本能生存,人就不成其为人了。如果将这则寓言稍加改造编入佛本生的系列故事中,我们还能指责这个农夫的行为愚蠢吗?
  
  散步折回时,我们又遇到那条小花蛇,它没能爬过宽阔的水泥马路,也折回头向回爬,看来对面没什么青草、风景,它也失望了。同伴们没有再惊慌,只是看了看它吃力爬行的样子,它对我们还是不友好,又摆出一副攻击的架势,既可怜又好笑,危险早就被解除了。如果有一天,我们之中的一位被蛇咬了,我想我们是不会后悔的。
  
17.铁轨
  
  
  铁轨外在于我们,与土地截然不同,它明晃晃地伸向远方,带给我们一种势不可挡、不可名状的兴奋。你看,两条轨道似乎马上就要在某一处交会了,然而,数学老师的话马上就会在耳边响起:“两条平行线是永远也不会交会的。”
  
  在我记忆的1970年代初,一列运木材的货车从村西的铁轨上倾覆,据传是搬错了道岔,还听村里的人说,在横七竖八的圆木堆里发现了女人的头发,我没敢去看,父母不允许。这件事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记住它,可能是没有更明显的灾难值得我记忆的了。教课书上的两条平行线不能相交,但现实中两条看似平行的铁轨有时却能拧成麻花。柏拉图早就说过,真正的三角形在天上,不是我们手里的量角器、三角尺所能量出或画出的。
  
  走在锃亮的铁轨上,我还体会到人性的另一个方面:如果两个人(伴侣)能像两条铁轨一样相守到永远,那该多好呵。但是沿途有许多道岔,必须人工或机械(电子)来搬动,谁又是那个扳道工呢?如果两个人必须结合(结婚组成家庭),那会不会跟两条平行线的轨道交叉时的命运一样呢?呵,答案太多了,如果我是个思路清晰的调度员,每一列爱情的、家庭的列车都会准时、平安地进出困扰我们的车站。
  
  我走在思路清晰的铁轨上,温习身体的平衡性能。这种走也许更像是在练习起飞,我的手臂扬起,已经跟一只大鸟的翅膀差不多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平衡木上的体操运动员,只是我们做不出羚羊般好看的动作,也总是走得不远,可我们总是不甘心,即使对面着迎面驶来的火车,兴趣依然不减。对危险的偏爱或多或少都缘于我们的本性,如果不是不小心从轨道上摔下来满地找牙,或者扭伤了脚,我们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刺激和乐趣的。
  
  我看到过不少画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铁轨上行走的孩子,他们有的像蝴蝶,有的像在梦游。人在铁轨上还能做什么呢,除了自我抒情,软化一下这钢铁之躯,释放一下茫然和不确定的梦想,还能做什么?然而诗人对此却有不同的反应,海子将他的头颅放在山海关附近的铁轨上,他的平衡能力一下子就颠覆了我幼稚的抒情和梦想,这是另一种极限,只有死亡才能瓦解这看似平行的两条线。
  
  写到这儿,我也面临了中断和延时,两条笔直的铁轨在视觉中早就走到了终点。
  
18.两只囚鸟
  
  
  它僵直地躺在地板上,眼窝深陷,两爪伸直,羽毛早已无光泽。你把它放在手心上,竟然像一片桐叶那样轻。它可能为避雨而误入房间,你发现了没有封严的烟洞,它就是从那一丝缝隙里掉进来的。那是在盛夏的两三个月里,你一直没去新居走动,打开房门就发现了它,它已经是一具鸟儿的木乃伊了。
  
  可以想像这只囚鸟怎样迷失在巨大的空房子里,多少次用小脑袋撞击玻璃,最后晕倒在地,再也张不开翅膀。可它至死也不会明白,玻璃也是一种致命的隔离,切断了它与天空的联系。
  
  你决定留下这只死鸟儿,把它放在朝南的窗台上,阳光取走它轻巧的魂魄。每次看到它,你就会有一丝自责,假如你在新居里放一点水和米,它是不会饿死的;假如你经常到新居里去看看,它早就逃生了;假如你不把窗户都关死,也许会更好些。可这些假设有什么用呢,这只鸟儿已经死了,它所渴望的自由依然跟空气一样在房间里弥漫。
  
  又过了一年,没有别的鸟儿误入房间,你想那死鸟也许是麻雀中最笨的一只。
  
  十月里的一天,你打开房门,发现客厅的地板上有不少新的鸟屎,你想不幸又发生了,又一只麻雀成了木乃伊。走进朝南的卧室,它正慌乱地向窗子撞去,一次、两次、三次,逃生的欲望让它的心跳过速,呼吸紧张,大口大口地喘气。你打开一扇向阳的窗子,将它轰向那个敞开的空间,可它还是一次次盲目地撞在玻璃上。它真是太笨了。你想帮它一把,先把它捉住再放出窗外,它看到人要捉它,就更加惊恐了。你只好关住卧室的门,以防它飞到别的房间。它在墙角下喘息了一会儿,憋足了气力,嗖地画出一道弧线飞出窗口。连它自己都会惊讶,那扇玻璃怎么忽然就不见了呢?鸟儿没有记性,也不会反省自己,附近还有许多空房间等着它迷失呢。
  
  放飞了一只囚鸟,你的身心也倍感轻松。你已经对不起前面那只鸟儿,终于在这只鸟儿身上还债了。你又拿起那只鸟的标本,对它说“另一个你已经飞走了”。
  
19.外省
  
  
  为什么会对这个词着迷?“外省”是一种距离还是疏远、隔离?它的内涵是什么?外延到何处?与我的内心在何处合拍?也许,外省是指某一状态,某种精神取向,某种情怀纠缠的枢纽,控制与反控制,怀疑与重新确认,是地名、站台、亲人或友人的聚合体。在内心没有归宿的时候,它就是流动的车厢,随意被调度到任何一条轨道上。
  
  外省困扰了我20年,这20年我一直在旅途中,或者说睡在这个词的笔画中,并在这词中起床、刷牙、洗脸、吃饭、工作,与它一起度过子夜、黎明,在流动的各地风景中留下瘦长瘦长的影子。经常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是×××省人,他看着我说那里好远好远,似乎比边疆还远。以后再有人问我,我就说自己是本地人,他说你的口音可不像呵,我说都是电视、广播给闹的,普通话没学好,本地话也给丢了。正是这种语言和地理上的身份认定,令我犹豫不决,我离这个世界很近又很远,因为我出生的那个星球将我遗弃在这里,20年的时光没有倒流,我的鸟语、狗吠、鸡鸣与本地品种有着很大的不同,虽然我从未对本地话感兴趣,可当我要进入生活的圈子,有许多俚语、方言我根本就听不懂。别人大笑时,我在发愣;别人痛苦时,我却合不拢嘴,我与周围的人总是隔着一层。在我的心底常常有个声音冒出来“生活在外省”。一点也不假,我确实生活在外省,可我却是一个生活在外省里的外省人,我在夹缝之中,身份更是可疑的。
  
  从少年到青年,我到过许多地方,在许多不同的语音、戏腔里逗留过。我感激曾容纳、收留过我的每一个地方,每一角落,每一株树,它们也曾在语汇、腔调、生活习惯和交往上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我,使我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人。我会非常快地融入到陌生的事物和环境当中去,然而,真正令我感到陌生的是我自己,我骨子里的陌生感用什么也不能剔除干净。
  
  现在暂把外省当故乡,“故乡”这枚核桃仁我终于可以随口吐出来了。它使我20年来呼吸不均,夜晚失眠,它让我在梦里恸哭,旁人却从没有听见。我已经不是什么赤子了,故乡给我的一切,一多半丢在路上,另一少半则经过了不同程度的改良,除了身份证上的出生地原封不动,其他的藤蔓枝叶都经历过了重新的嫁接。现在,我可以平静地说,我是外省人,在外省生活,我的血脉容纳了三条以上的江河;我的口音南腔北调,也可以称得上是戏曲大荟萃了。
  
  外省对来我说已不再是边缘,边缘说已是老黄历了。它是一个个分散的中心,地名、人物、事件组成的一串网络站点,我像鼠标一样经常去访问它们。它们汇集在我的梦里、言谈中,它们已成为我的呼吸,我唇边、鼻孔里的风。最难以让我开口的故乡已成为外省,而今我所居住的地方也是外省。还有那些留下我思念、影子的地方更是外省,说我是个外省人一点也不夸张。无论是在故乡还是现在的居住地,人们都会将我当成一个外省人,他们指责或怀疑我的言语行为,都不能损伤我的毫发。我个人的生活、气质抑或不幸是多方面造成的。这里,当然还有许多未解的谜团,但外省却是它们的网络中心。或许,对我个人来说外省并不是一个语义学的边疆,而是一颗颗活蹦乱跳的体外心脏,我看到了它们复杂稠密的供血系统,这真令人称奇!然而令我惊奇的是这些体外心脏,竟然维持了我的生命,它们源源不断地给我的肢体、大脑、肺叶、精神或灵魂供氧。
  
20.蝙蝠与水中的房子
  
  
  我不能给散步提供充分的动机和理由,何况散步需听从肺叶和脚步的召唤,任它走,走——放慢下来,在似看非看中把一年或一季看透。
  
  此刻,我牵着女儿的小手在河边游荡,做父亲以来,我一直握着她的小手,也许是怕(那种非常可笑幼稚的怕),怕她跌倒或有一天突然飞走。说实话,孩子是不适于散步的,在她的生活中似乎还没有这个节奏,跑或跳,像鸟儿一样雀跃,这个世界似有无穷的动人之处。
  
   “知道这是什么吗?”“树叶。”
   “为啥它不待在树上?”“它妈妈不要它了。”
   “它怎么办?”“哭呗!”“那你呢?”笑——
   “这个呢?”“树叶!”
   “不对——看那树叶间飞的……”
   “树叶——树叶在飞。”
   “不——是蝙蝠。”
   “哦,是蝙蝠!”女儿跳起,再跳。
   “那她们为啥不回家?”“嗯……”
  
  我看着它们,像没有眼睛的动物在飞,黄昏乱了,像被某些梦境困扰的人在飞。心跳,女儿在身边跳,和平的晚霞在浊水河上倒映出人的影子和面孔。“蝙蝠——”女儿叫着俯身去拾地上的落叶,透过水泥栏杆投到黑水中。我想到那些被白天遮蔽的事物,那些倒挂在树枝或房梁上睡觉的勇士们,工作是多么盲目啊!
  
   “那水里的是什么?”“房子。”
   “那岸上的呢?”“也是房子。”
   “你喜欢哪一个?”“……不知道。”
   “哪个好看呢?”“水里的那个。”
   “我把水里的那个送给你,好不好?”
   “哦,好——可我不会游泳啊!”
  
  的确,女儿还不会游泳,我的泳技也很差,但我会把水里的房子分送给很多人,即使他们不会游泳,毕竟这也是一份礼物啊!除此之外,困扰我的是真实性的问题,而不是需要,我们一生需要或享受的多是一些无用的东西,我不想让女儿也像我这样活着。
  
  做父亲的操心往往是从那些不着边际的小事开始,谁能说这之中不曾蕴含着幸福的奥义。我指着水面上渐渐亮起来的事物对女儿说:“该回家去了。”
  
21.为一棵树祈祷
  
  
  在单位的院子里,只有一排小杨树,正对楼梯窗口的一株,每每总能引起我的关注。上楼时看它,下楼时也看它,只要内心没有俗事纠缠,目光就总想在翠绿的叶片上放一会儿。虽然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却免不了会有点迷信,总将这株小树与自己的心境联系在一起。
  
  1994年的春天,干旱无雨。这株小杨树的树梢刚探到二楼与一楼之间的窗口,与其他姊妹相比它又瘦又矮,似乎先天营养不良,别的树已是一头短发,它却只有几片疏叶,我真替它着急。每次在楼梯上的窗口间与它打照面,总免不了要自言自语:“挺住意味着一切。”那是当时诗坛最著名的一句话,我希望自己能和小杨树一样挺住干旱的压力。
  
  有一次,我冲动地跑到楼前去看它,想着应该给它浇水,帮它剪枝,这样的冲动并没有变为行动。也许,我一旦行动,拎着水桶或端着洗脸盆,别人一定会说我是个疯子。
  
  软弱(个人的)或不可理喻,是疯狂的一种症候吗?我只是在心底里为它呼吁,在半明半暗的楼梯上反复怀疑自己,忧郁或许正是不能行动的病。我感到自己真是不可救药了,我还能救活一株树,支援我所爱的一切吗?也许,我该给办公室打个电话,说有一棵小杨树该浇水了,这样的念头因显得过于幼稚而放弃了。
  
  就是小杨树和我,这是个人的秘密,也许连写出来都会显得不真实。
  现在,它已经长到三楼与四楼之间的窗口,每次上下楼,我依然会凝视它一小会儿。在我的意识中,我给它浇过无数次的水,这没有行动的行动仍然是有效的。自我安慰或自我暗示就像它枝头的叶片一样,正面翠绿,反面是柔和的浅绿,在阳光和风中翻动,它缓解了我的焦虑,让我挺拔——并不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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