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锋”到“常态”

                    ——先锋诗歌二十年之反思与前瞻

　　沈奇

         一

　　今年（2006年），是以“1986·中国诗坛现代诗群体大展”为标志的先锋诗歌运动二十年，也是以“今天派”为开启的大陆现代主义新诗潮运动三十年，在这样的时节点上来反思过去二、三十年的现代汉诗发展历程，便有了特别的意义。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新诗潮的“突围”，到伟大的八十年代先锋诗歌的滥觞，以及九十年代纯正诗歌阵营的诗学纷争所启动的跨世纪先锋诗歌的全面突进，时至今日，可以说，大陆现代汉诗的历史性崛起，已彻底改变了百年新诗史的书写理路，并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传统。这些传统总括而言，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１，体制外写作

　　将原本就属于个人性的诗歌创造，硬性纳入由国家意志掌控和意识形态主导的体制化写作轨道，迫使秉承“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本源性诗歌精神，异化为狭隘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和徒有诗形而无诗性的模式化复制，是“中国特色”下大陆绵延近半个世纪的官方诗坛的基本机制。这一机制凭借与之相应的官方诗歌教育的支持，至今虽然还发生着不小的影响，但已基本丧失了它的权威地位和宰制作用而日趋衰微。
　　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诗歌的创造机制，在先锋诗人们义无反顾的决绝进逼下，已逐步非体制化。包括于体制内生存的诗人在内的所有具有纯正诗歌精神的诗人们，无不以脱离体制化写作的禁锢而重返独立自由的个人化写作为归所，并经由经得起时间汰选的创作实绩，证明真正有效的诗歌写作，是非体制性的亦即体制外的写作。这一历史性的转化，是新诗潮和后新诗潮前仆后继一脉相传的先锋诗歌运动所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功用，并经由以周伦佑为代表的后期“非非”诗派的学理性讨论与确立，［注１］为纯正诗歌阵营所共识，且已渐渐内化为一种基本的诗歌创作立场，从根本上保证了现代汉诗的良性发展在美学发生学和心理机制上的合理支撑，并呈现出空前的活跃与繁荣。

　　２，民间立场

　　让诗歌回到民间，与当代中国人真实的生存体验、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和谐共生，以重建现代诗歌精神，并彻底告别官方诗坛的辖制，以自由、自在、自我驱动与自我完善的民间化机制，开辟现代汉诗的新天地，是上一世纪先锋诗歌运动为我们留下的另一笔至为重要的精神遗产。
　　实际上，在由杨克主编、1999年2月出版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封面上所特意标示出的那句口号：“艺术上我们禀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已提前为先锋诗歌的这一精神遗产作了确切而虔敬的认领，并予以方向性的倡导（这一“口号”式的用语，在持续八年的《中国新诗年鉴》编选与出版中一直沿用至今）。同时必须指出，这一“遗产”是由包括被划分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在内的、所有参与先锋诗歌进程的诗人与诗评家们所共同创造的财富，而非单一的哪一诗派哪一诗歌阵营的“独家经营”，其间所经历的艰难“突围”与艰卓奋争，以及各种挫折、磨难与考验，更是共同承受的历史担当。
　　如今，这一遗产已转化为纯正诗歌阵营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可以看到，即或在官方诗坛迫于当代诗歌发展的现实挑战下，开始越来越多地主动接纳先锋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将其划归主流诗歌版图，显得空前的宽容与开放时，大量的先锋诗人们（无论是“老先锋”还是“新先锋”），依然坚持以民间立场写作、在民间诗歌团体活动、在民办诗报诗刊及诗歌网站发表作品为荣，俨然已成为另一种“主流”，并大有取“天下”而代之的趋势。因主流意识形态的困扰而长期被单一化的诗歌生存状态，终于为多元共生的合理生态所替代，从而使当代诗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生机，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换。

　　３，对存在的全面开放

　　由“第三代诗歌”所开启的真正意义上的先锋诗歌运动，以及随后展开的第三代后民间诗歌浪潮，除延续“朦胧诗”对官方主流诗歌意识的反叛外，更进一步消解了潜意识形态化的早期先锋诗歌立场，将“写什么”的问题，导引至对存在的全面开放——从“生命写作”到“下半身写作”，从海子式的后浪漫情结到伊沙式的后现代意识；从学院化、知识化的生存体验到民间性、草根性的生存认知，从人性、诗性生命意识的复归到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接纳——百年中国新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与生命现实，有着如此真实、如此真切和如此广泛深刻的表现。
　　这其中，对一再被制度与潮流所遮蔽的存在之“真实”的探求成为最核心的着力点。
　　从题材和内容上看，掩藏在主流话语背后的当代中国诸般生存真相、生活样态、生命轨迹，及反映在物质、精神、肉体、思想、心理、语言等各个层面的世态百相，无不有所涉及。包括新世纪以降，在急剧推进的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主导下，当代人生陷入被时尚所设计、被消费所宰制而生的迷惘、郁闷和新的彷徨，也得以多层面的反映。从主体精神上看，为鲁迅所指斥的那种“瞒”与“骗”及虚假的文化形态之遗脉，在先锋诗人这里，遭遇到全面的质疑与彻底的反抗，并经由诗的通道，找回了生命的真实与言说的真实。尤其在年轻诗人那里，毫无顾及地袒露自己的心声，事无巨细地追索存在的真相，直言取道，尽弃矫饰，宁可裸呈，也不造作，视虚假、虚伪、虚张声势为诗性生命之大敌，一扫伪理想主义、伪现实主义及精神乌托邦在诗歌中的遗风。
　　尽管，在这种对“真实”的急于认领中，当代诗歌暂时付出了诸如精致、典雅、静穆、高远等传统诗美质量欠缺的代价，但就诗最终是为了护理人的生命真实、以免于成为文化动物、政治动物和经济动物这一本质属性来说，我们宁可少一点所谓的“诗意”，也不能再失去真实。何况，或许只有在这片复归真实的新生地上，我们才有可能复生真正可信任可依赖的诗歌家园。就此而言，这样的追求与进步，已不仅仅是诗的、文学的进步，更是文化学、社会学意义上的进步。

　　４，语言意识的空前活跃

　　人是语言的存在物。改写语言，便是改写我们同世界旧有的关系。因此，诗是经由对语言的改写而完成的对世界的改写——在这种改写中，我们重新找回为“成熟”所丢失了的本真自我，以清理生命的郁积，调适灵魂的方向。
　　自“第三代诗歌”开始，绵延至今的先锋诗歌浪潮，在继承“朦胧诗”的精神传统，对存在全面开放的同时，更将语言的问题提升到本质性的高度予以持久的关注和多向度的探求，从而极为有效地扩展了现代汉诗的表现域度，也极为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表现方式和语言形态，其繁复、驳杂、多变及空前活跃，都是其它时代所不及的。
　　考察先锋诗歌的语言演变历程，大致可归纳为四个向度：ａ、“抒情性思维”向度；ｂ、“意象性思维”向度；ｃ，“叙事性思维”向度；ｄ，“口语性思维”向度。四个向度各有短长，也不乏交叉互动，造就了不少风格独具、傲视百年的优秀诗人和经典作品。这其中，尤其是“叙事”与“口语”两个向度的引进，极大地改变了旧有的语言格局，并发展为自上一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先锋诗歌进程的主要方向，影响极为广泛。以于坚为代表的一些重量级的诗人，更超前一步将四个向度有机地杂糅并举，创造出具有整合性的新的语言形态和诗歌样式（如于坚的代表作《飞行》等），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诗美质量和诗想深度，为现代汉诗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更为坚实广阔的基础。虽然，这一方兴未艾的“叙事”与“口语”浪潮已开始暴露出一些负面的问题，但何以能在今天造成如此盛大的局面，并和作为诗歌思维之传统本质属性的“抒情”与“意象”一起，生成为新的传统，乃至使旧的传统相形见绌，无疑为现代汉诗诗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课题，也推动了现代汉诗诗学的深入发展。

　　二

　　当代中国大陆二十年之先锋诗歌进程所创生的新的传统的逐步形成与确立，已作为当代中国诗歌历程的深度叙事而立身入史，并渐次由“运动”而“守常”，进入“水深流静”的“常态”发展阶段。“运动情结”的消解（失去明确的方向感），“先锋机制”的耗散（失去何以“先锋”的理由与对象），由“边缘”而“主流”，由“反方”而“正方”，由“孤军作战”而“众声喧哗”，以及由“走向世界”、“与西方接轨”而回归本土、自足自立，跨越世纪的汉语先锋诗歌越来越丧失了它的本源动力与意义，边界模糊，目标含混，只剩下一个趋于时尚化的外壳。尽管依然有新的、年轻的“生力军”出来以“先锋”为旗号，鼓促新的“先锋运动”，但就其诗学理念和创作实际来看，与真正意义上的先锋诗歌相去甚远，大多只是因“先锋性焦虑”而生，仅持有一种姿态而已。
　　因此，在对二十年先锋诗歌所形成的上述传统之正面作用做以充分肯定之后，需要再度反思与清理其遗留下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以“今天派”为代表的早期先锋诗歌，以“地火的运行”和“造山运动”般的“崛起”态势，开辟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其“运行”的内在机制，是一种以个人的独立人格、独特才华与独在的精神气质为前提，在特定时空下走到一起的松散的“联合体”。这样的“联合体”，除了诗歌理想的共同抱负和对政治风险的共同承担外，几乎再无其它什么可“共同”的了（包括共同的美学趣味和利益关联）。这样的运行机制，其实是一个在今天看来显得特别超前而尤为可贵的传统，是之后又“先锋”了二十余年而需要重新找回的理想境界，许多冷静的诗歌研究者，多年来一直遗憾着后来的先锋诗歌运动过于仓促地中断了对“朦胧诗”传统的有机继承与发扬而急于“另起锅灶”，大概不无此意。
　　“第三代”及其后的先锋诗歌，则一直是以不断“运动”的方式和“波浪推进”的态势来展开的，其运行的内在机制，带有明显的“群体性格”，或多或少地要受制于共同的美学趣味和利益关联的拘束，难免失于立场的偏狭与浅近功利的诱惑。从“pass北岛”到小山头林立，从诗派、诗代的急促划分到“小圈子”意识的逐渐泛滥；“运动”成为一种“情结”，后浪推前浪变为后浪埋前浪……作为具有“史的功利”的先锋诗歌运动，渐渐起了变化，派生出一些原本是先锋之本义要反对的一些东西。
　　这其中，有两点尤为突出：一是心理机制的病变，一是创作机制的病变。
　　具体来说。其一，心理机制的病变，造成先锋诗歌运动之历史合理性的偏离，并形成惯性驱动，致使独立、沉着、优雅的诗歌精神长期缺失，而这样的精神，才是使诗歌回到诗之本体的良性发展的根本保证。视诗坛为“角斗场”，或虚设假想敌，鼓噪时势以借势生辉，或急于“扬名立万”、进入历史，遂陷入姿态与心气的比拼，鼓促浮躁气息的蔓延。久而久之，“先锋”成了一面徒有虚名的旗帜，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和明确的方向，大家都在争，但争的只是那个“先锋”的角色和虚妄的名分，或者说只是在争那个以“先锋”为标志的话语权。这也是造成后来纯正诗歌阵营多种纷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二，创作机制的病变，造成先锋诗歌质量的越来越贫化、矮化、平庸化，所谓谁都在先锋也就没了先锋，惟以量取名而已，致使经典的长期缺失，以至连已有的经典（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歌”所产生的经典）也失去应有的作用。许多后来者视写诗为便利之事，只由当下入手，流上取一瓢稍加“勾兑”得标新立异之利就是，看似个性，实是无性仿生，有去路，没来路，开了些炫耀一时而不结正果的谎花，更谈不上“保质期”的长短了。究其因，无非经典意识的淡薄所致。这也是近年来大家趋于共识的“诗多好的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里有必要补充讨论一下先锋性写作的发生机制所隐含的一些问题。
　　所谓“先锋”以及“前卫”、“探索”、“实验”等一类写作，从发生机制来看，必然是以打破已成范式的原有创作形式以求突破为出发点，即“变法”以“求新”。具体而言，假设一种文体（或艺术种类）已形成一些基本的、常规的审美要素和结构模式（如诗歌的分行、精练、意象思维、抒情调式等），那么要变法求新，无非两种取道：一是元素变构——取其文体要素之一二，放大变形，挖掘个体元素中新的审美潜质；二是结构变构——打破范式，重建关系，探索结构生成中新的审美质量。可以看出，两种取道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重在“可能性”，以取获新的生长点、开辟新的道路。这样一种机制，在文学与艺术发展的庸常期或停滞期，自是会生发摧枯拉朽而开风气之先以更新发展的强大作用，包括与其伴生的各种先锋运动，也自是不乏“史的功利”。然而，任何的探索最终都是为了普及，有如任何的实验最终都是为了落于推广。如果只是求新求变不求常，一味移步换形，居无定所，则必然导致典律的涣散与边界的模糊，使现代汉诗的诗性与诗质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那又谈何经典与传统呢？
　　现实的状况是，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加剧了当代诗歌语言空间的破碎、隔膜、各自为是，导致雅与俗、经典与平庸成了两个互不相关的审美谱系而无从整合，一方面又造成个人话语的时尚化、体制化（时尚也是一种体制），沦为新的类型性话语的平均数。诗人们在无边无界无标准的景况下各以为是，野草疯长，大树寥寥，只见新、见重要，难得优秀。而经典毕竟是永远的诱惑，焦虑随之产生。遗憾的是，大多数诗人都将新的焦虑习惯性地转向新的“先锋”而不是“保守”，孰不知可能性并不保证就可能导向经典性；可能性常常造就的只是一些重要而不尽优秀的诗人与诗歌作品，而经典的生成，总是趋向于整合了先锋与传统的有价值的东西而落于常态写作的创作机制。这使我们想到于坚的一句警言：“在此崇尚变化、维新的时代，诗人就是那种敢于在时间中原在的人。”［注２］　

　　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绵延二十多年的中国大陆先锋诗歌运动已然到了一个临界点，必须重新找到一个正常的自我定位，而跨越世纪的现代汉诗也由此历史性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开端，将由以先锋性写作为主导的运动态势，过渡到以常态性写作为主导的自在状态，并由此逼临一个以经典写作为风范的诗歌时代的到来。
　　这里所谓诗歌的“常态写作”，参照以上思考，可简述为：
　　1、是消解了“运动情结”和“群体性格”而真正回到个人的写作；
　　2、是超越了狭隘的时代精神和摆脱了时尚话语的影响而深入时间的写作；
　　3、是回归诗歌本体而仅由诗的角度出发的写作；
　　4、是带有一定的经典意识和传统意识（渴望成为经典和传统的一部分）并自觉追求写作难度的写作；
　　5、是葆有从容优雅的诗歌精神（主体精神的优雅而非指写优雅的诗）和自我约束风度而本质行走的写作。
　　实际上，上述看似预言似的指认和对“常态写作”的初步归纳，早在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优秀诗人那里得以提前认领，并及时完成了“过渡”——“我终于把‘先锋’这顶欧洲礼帽从我头上甩掉了。我再次像三十年前那样，一个人，一意孤行。不同的是，那时候我是某个先锋派向日葵上的一粒瓜籽。如今，我只是一个汉语诗人而已，汉语的一个叫于坚的容器”。［注３］在发出如此带有“终结”意味的“告白”之前，于坚还在其由东方出版中心于1997年出版的诗学随笔集《棕皮手记》“自序”文中坦言：“我的梦想只是写出不朽的作品，是在我这一代中成为经典作品封面上的名字”。我们知道，近二十年来，于坚一直是先锋诗歌的重要人物和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代表，从“史的功利”来说，他也因此“获利非浅”，大可顺势“借道生辉”下去。但正是这样一位“老牌先锋诗人”，出于更大的“野心”即其“梦想”的召唤，以及由此而生的清醒或者说“狡黠”，率先甩掉了“先锋”的“礼帽”，认领常态写作与整合意识，开辟通向经典之路的新境地，并告戒同路人：“八十年代的前卫的诗歌革命者，今天应该成为写作活动中的保守派。保守并不是复古，而是坚持那些在革命中被意识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注４］　
　　有意味的是，虽然在长达二十年的先锋意识主导下及先锋浪潮的惯性驱使下，整个纯正诗歌阵营并未完全摆脱其余绪的困扰，年轻的新生代更以一尝“先锋”为乐事，难以理会“于坚式”的提醒与示范，但大部分有远见卓识的成名诗人，已开始尝到“静水流深”的甜头，并厌倦了“运动”的驱使。大量迹象表明，一个经由反思、修整而重新出发的“过渡形态”的诗歌进程，已在新世纪的步履中悄然形成，同时也遭遇到以物质狂欢、肉体狂欢和话语狂欢为标志的文化转型之挑战；一些新的问题在生成，许多旧的问题更有待清理，我们再次回到一个共同的起点，背负历史的总结与现实的担当。

　　　　　　　　　　　　　　　　　　　　　　2006年5月26日至6月8日于西安印若居


［注１］详见《非非》诗刊2003至2004年卷“体制外写作讨论专号”，新时代出版社2004年1月版；
［注２］于坚：《于坚的诗·后记》，《于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注３］见《作家》杂志2002年第10期，实际的“表白”时间应该更早；　
［注４］于坚：《棕皮手记·1994—1995》，《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43页。　  

　　【来源：沈奇评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