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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话语与音乐（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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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话语与音乐（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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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西文库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2263 更新时间：2011/5/30 15: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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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巴侬从对音乐的思考中发现音乐具有同结构语言学赋予语言的那些相同的特性。然而，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夏巴侬并没察觉到相似性。当他在他那本名著中，从音乐论及到语言时，他称自己不会单纯地自我封闭在语言可能同音乐有共同之处这一点上。这是最起码的，因为他后来致力于强调它们的不同之处，最主要的相异是“歌曲只许可听觉和计算能估量的音程；言语的音程既无法估量也不能计算”。
克服这种障碍是结构语言学的范畴，结构语言学指出，从形式上看，在由各不同因素构成的音素与音乐和弦之间存在着相似处。而且，夏巴侬似乎也模糊地察觉到语言自身也有某种结构：“如果说相似性的情趣，相似性的感情（这仅是模仿的感情）并不是我们本能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各种语言只是一堆杂乱的词汇和表述，毫无次序，毫无规则，毫无联系。这时，要掌握一门语言，即使是记忆力超人也几乎不够用。”人的记忆力能掌握语言，是因为记忆力在语言的结构中把握着一些不变的关系；狄德罗在设法解决绘画中的时间统一问题时也曾模糊地触及到这一想法。
夏巴侬在他的《论语言》那本书（其中可看到那篇同卢梭观点相对立的“试论语言起源”）的第二部分第三章中，显示出他的想法的连贯性，他摒弃了语言的演进可从外部影响，尤其由气候来作解释的观点。在希腊和罗马，气候并不曾发生变化，而那里的“神灵已将自己的馈赠转移到了高卢人、比克特人[i]和日耳曼人那里，罗马人一直认为由于他们赖以生息之地本身的性质，这些人注定是野蛮人”。说话器官的灵活性并非是气候所造成的，但他们发小舌颤音依然沉浊而生硬。尽管俄国气候酷冷，但俄语仍是欧洲最柔和的语言之一。
这一切都是对卢梭合乎情理的反驳，在更广的意义上是对自然主义——18世纪哲学思想的瑕疵——的反驳。夏巴侬对发音的语言和它提出的问题所持的看法远比卢梭为首的同代人正确。由于各种语言都有相同的功能，我们不可能把某个特殊的天才赋予每种语言（夏巴侬在此指巴端）。某种语言自身的特点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历史境况。一些风趣的人便写道：“这时，思想积极开动起来了。各种想法调动起来，在语言材料库里漫游；它们把整个库藏都翻动一遍从中寻找合适的词。”或是，依据某种更远的类同，这些想法又同其他想法结合起来，并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人类的精神在使其产品更完美的过程中，也把语言变成一种更巧妙的工具。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语言本身变得更完善。夏巴侬根本不认为马尔莱伯[ii]（Malherbe）和盖茨·德·巴尔扎克[iii]（G.de Balzac）发现了“我们语言的真正精髓”，他怀念的是龙沙[iv]（Ronsard）、阿米奥[v]（Amyot）和蒙田（Montaigne）的语言。对龙沙作品可作批评之处，是他的艺术理论部分，而不是他的语言。我们应当谨防把作品的谬误和有点归于写成作品的语言。
但是，倘若说在语言中寻求和谐首先要求某种智性行为的话，在音乐上则相反：首先是为了听觉，然后才是旨在满足精神的模仿。夏巴侬从这种对立中发现了深刻的根源。
他认为，语言表现出两种矛盾的方面。人人都会说话，这是天生的和普遍的功能，语言必定是约定俗成的，这既由于语言的多种性又因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它使属于不同族的各种语言彼此互不相通。
反之，音乐完全从属于感觉，本身并无意义，因为音乐中并无词语。音乐是四海皆通的语言，其原则源于人的结构（夏巴侬又说，乃至动物的结构，他拉提琴做试验使他确信蜘蛛和“某些生活在淤泥中的小鱼”对小提琴声也有感觉）。既然音乐是以乐音之间的真正而自然的关系为基础，在音乐中，并无也不可能有任何约定俗成的东西。旋律除了很小的差别之外，必然会有相同的根基，相同的基础：人们不可能懂得所有的语言，但是每个人都会感知任何一种音乐；欧洲人会感知亚洲的，甚至非洲和美洲的音乐。
关于美洲，夏巴侬似乎有一位名叫马林的法国军官曾给他提供情况，他说，这位军官曾在野蛮人中生活过很久，他给夏巴侬唱了他所记得的野蛮人的曲调。夏巴侬尝试着用小提琴以不同方式来再现这些曲子，直至马林认出——或者说以为认出——他过去所听到的东西为止。几年以前，贝西·约拉（B. Jolas）夫人曾用相同方法在钢琴上弹奏各种各样可能再现我粗陋地记下的纳比克瓦拉人和杜比·卡瓦伊布人[vi]的音乐乐谱。我当时记住了那些在我记忆中引起较为准确共鸣的曲调（这些乐谱要在一本集体著作里发表；这本书的出版商把谱子丢失在出租车上了，至今我仍对他耿耿于怀）。然而，我还是估量到了这种作法的脆弱性（再说，我不会像马林那样唱出我以为还记得的东西；我定就地记谱的）；但是，夏巴侬似乎并不怀疑为他提供情况的人，他给夏巴侬唱起欧洲人耳朵所听到的被曲解的印第安人歌曲，就像按他改编的谱子唱出的。卢梭的洞察力更为敏锐，谈到他所引述的外来音乐改编时说，这些改编的乐谱“使一些人赞叹我们乐理规则的优越性和普遍性，也许使另一些人对向我传播这些曲调人的智能和忠实性产生怀疑”。
但是，夏巴侬并不在音乐——自然而普遍的语言（因为各民族都有音乐）和各种音乐，即与他所称相反，同语言那样各不相同的各种音乐之间作区分，然而这种区分同他在各种语言之间所作的区分是类似的。他认为，乐音就像颜色和味一样使人产生愉快的感觉。这种比较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倘若在自然中有颜色和味，却并无乐音，只有声音。乐音的艺术完全源于文化。（夏巴侬始终保持一贯的想法，他相反在音乐中发现了一种对人来说如此自然的语言，以至“我们从这种角度出发可不把它叫作艺术”。）把一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当作试验素材的癖好是18世纪哲学思想的陋习。夏巴侬未能幸免，他称鸟类叫声不是相互之间的交流，而仅是在美好的季节表达自己的欢乐。
我曾在《神话学：生食和熟食》中谈论过鸟儿的叫声。为不脱离18世纪范围，我在此仅印证马蒙代尔在《百科全书》中《自由艺术》一文的观点。音乐，这是一种把乐音汇聚并组合在转调和和弦体系内的艺术，它显示出同鸟叫或人说话口音的某种近似性，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可笑的见解：“每种感觉都有自己的纯物质的乐趣，如味觉和嗅觉；耳朵尤其有自身的物质趣味；耳朵似乎对这些乐趣尤为敏感，这是因为在自然之中这些趣味更为少有。同我们通过视觉所感受到的千种快感相比，听觉也许不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快感（……）世上的一切似乎都专门为我们的双眼而存在。因此，在一切艺术之中，最具实力同自然想媲美的艺术是和弦和歌的艺术。”
在此，马蒙代尔似乎在逐字逐句地反驳着夏巴侬。他的文章发表在1776年出版的《百科全书补遗》第一卷上。倘若他在1772年之后写这篇文章的话，他也许会得知夏巴侬那部著作的初版。在马蒙代尔的《回忆录》中我并没有见到他提到夏巴侬的名字。反之，莫尔雷修士的名字则常常出现，因为他们俩是多年的挚友（马蒙代尔在晚年娶了莫尔雷的年轻的侄女为妻；他同他妻子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因此，人们可能会十分想在这篇文章里发现不同的观点，甚至是十分激烈争执的反响，马蒙代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一切，尽管他们之间彼此相互器重和怀有深情，但是不同的观点和激烈的争执使马蒙代尔同莫尔雷对立起来。
2.
夏巴侬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他不会不察觉到音乐的纯自然主义观念的弱点。他的《悼念拉摩先生》一文使这种观念有所缓和：音乐，作为世界的语言不同于方言。这些不同究竟何在呢？他在那本伟大的著作中探讨在音乐和我们今日叫作民族性格的东西之间可能的关联。“确信每个民族从自然的赋予中得到自身所特有的歌曲特性（……）这为人类历史又增添了一章，至少增添了一节。倘若，我们对这种发现作进一步补充，能够通过各种明显的关系使每种歌曲特性同风尚习俗，同每个民族的特点，同它的语言和在各种艺术中的特有方式相结合的话，那又会怎样呢？”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夏巴侬在这两者之间摇摆，正像我们在另一段文字中所见到的那样。倘若，黑人，中国人——他们对有形的美的看法不同于我们——来到欧洲并同我们持相同观点的话，“那么这种对美的外来的赞颂表明美是普天共有的，（除非）黑人和中国人除了改变偏见之外（别无）做他事”。文化相对主义自普遍价值的存在出现疑问之时起便露出了马脚。夏巴侬不满足把这种相对主义扩展到音乐（至少作这样的假设），他甚至设想某种相似性的关系可能存在于每个民族的音乐、绘画、诗歌、语言之间。但是，他头脑中马上就出现了种种不同观点。
事实上，在每个社会中，各种艺术并不以相同节拍发生演进。在路易十四时代，诗歌、绘画和雄辩术发出了耀眼的光彩，而音乐几乎没有走出黑暗。这种落后状况尤为显著是因为“音乐在其渊源上早于其他一切艺术，但却只有在其他艺术之后才得以完善”。只有做人种志调查才有可能消除疑问，而能把这项艰难工作搞好的人会给哲学家展示一幅崭新而有趣的画面；但是，他必须做完环球的音乐旅行。黄金海岸的黑人唱的歌忧郁、拖沓；安哥拉黑人的歌声活泼轻快；美洲野蛮人的歌则是安详平静。西班牙舞蹈凝重、庄严；波兰舞节奏感强并显得自豪；英国舞的特点是动作敏捷；德国舞热情奔放而激烈；法国舞快活、优美、端庄。但是，没有意大利舞蹈。
然而，旅行者说黄金海岸的黑人和安哥拉的黑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气质和风俗习惯。“为什么不能多举出一些类似的例子？（有了音乐）自然本会赋予人类一种表露他们特性秘密的语言。”但是，我们也见到一些音乐和行为不一致的情况：例如，优美平静的歌声给美洲印第安人吃人肉的欢宴作伴。音乐和风俗习惯之间的相似性在西班牙得到了证实，在英国却没有……对此，我们能信任到何种程度？也许，相似性存在于某些表面的特征中，而不是在深刻的特征中？
总之，相似性不太可能存在于欧洲。在欧洲，美术，兴趣爱好，思想智慧和学问在各民族中流通着。各种发明创造，原理定律，方式方法在整个欧洲大陆互相传播。艺术的这种自由交流使欧洲各民族失去了自身本土的特征（重点号为夏巴侬所加）。在音乐上，除了某些演奏上的差异之外，这尤为真切。要证实这些演奏上的差异源于民族的特性，还应在每个民族的其他一切艺术中寻求其相似特性。
这些论述再次把夏巴侬看来具有根本性区别的音乐与发声语言的不同放在首位，但是这些论述又开辟了同论述者在开头向人们展示的视野极不相同的前提。他说，雄辩术、诗歌、戏剧，同民族的风俗、特性、习惯、政体有着直接而必然的联系。由于这些艺术是“精神的产物并使用言语”，因此它们密切地依赖于历史的地区的境遇。音乐既不描绘人也不描述事物，它并无同样的依附性：在罗马、伦敦、马德里，我们听到相同的音乐。但是，这又如何解释内在的各种矛盾呢？德国人“擅长于急迫和暴力的旋律，却又是如此温和、欢乐、敏感的诗人（……）80年以前意大利人唱歌同法国人一样，他们是否具有我们民族的习俗呢”？
作者在这部作品开头所宣称的音乐的世界性，在人类，乃至动物所共有的情感性中找到了根据。这种世界性回到欧洲范围之内，它更多的是源于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的整体。即便如此，我们并不能肯定，从感觉中取得的对音乐的兴趣体现着在各民族之间的某种和谐，因为即使在同一个民族内部，有时，艺术与民族气质也会发生冲撞，夏巴侬承认：“我担心，最开明的哲学也难以阐释这一些秘密。”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一方面“一个民族最熟悉的歌曲的特征并非是该民族特性以及其天赋的某种确实标志”；另一方面，“在言语的艺术——思想是这类艺术的首任判断——和隶属于耳朵范畴的乐音艺术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一个愚昧民族有可能是具有音乐天赋的民族，而一个思想渊博的民族可能只有肤浅的音乐”；音乐和言语之间的差距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不可逾越，因为在二者之间还有宣叙调。
宣叙调的问题曾困扰过夏巴侬，像他那样思想深邃的人不可能不看到它的哲学含义。“一种两栖类怪物，一半是歌，另一半是朗诵”，宣叙调是歌剧，尤其是法国歌剧的疵点。拉摩的主要错误是并不知道要铲除这个障碍物。在演奏会上并不存在这个问题，演奏的全是乐曲，而戏剧是以情景的趣味取得优势的。音乐如何才能表达情景呢？不知道。在这方面，理论并无定见，几乎不可能提供任何建议。
我们只是把“言语音调的变化同决定这种变化的感情的默契”看作是经验的产物。我们解释不了这种默契，它构成“一种深不可测的形而上学的秘密”。各个不同民族说话的语调并不相同，有时，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的语调形成鲜明对照。由此产生两种相对立的看法：“语调的成因（……）并非是纯粹的自然机制。我也不能说语调的成因是约定俗成。其原因同不同国家的各种口音的成因一样不可知。”
歌剧以为有了宣叙调可以摆脱困境，“走样的歌（……）已去准确的节拍（……）也并非成为一般的言语”。然而，一首即使是十分成功的宣叙调，其言语倘若不为人知的话，它也永远无法使人捉摸这些言语的意思：“宣叙调的表达方法似极为局限；往往是重复相同的东西。”必须参照言语。在音乐与言语之间，存在某些联系：“词的意思在乐音上投上了另一种光泽。”
音乐和语言之间的沟并不如先前所说的那样深不可测：在音乐中有约定，正如在言语中有天然一样。由此，在歌剧中，必需有音乐家和诗人之间的密切配合。我们每个人只说自己的母语，只听见自己的母语，但应善于表达自己的艺术以补充他人的艺术。古怪的结合：“歌剧要成为两次创作的产物。”
夏巴侬在《论音乐》的开场白“原初的思考”中说，他将“在音乐被剖析的框架中”来研究音乐艺术。他说，他欲重新找回简洁的本质，透过种种附属的思想找回本初思想。这只有在旋律中找到了对音乐所能做的最简洁的设想之后，他才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补充以在整体上重建艺术。
这样，在音乐中有时就会看到某种对于所有人来说，在一切时候所共有的语言。这无疑从音乐的框架上来说是对的。音乐的语言有一种特殊的结构，它一方面使音乐的语言同发生的语言相接近（像音素一样，乐音并无内含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使音乐的语言远离发声的语言（音乐的语言并没有同词相应的发音层次）。到此为止，夏巴侬的论证始终有其说服力。
但是，从这种结构的普遍性中，并不会导致音乐的语言除微小差别，无论何时何地都具有相同的内容。夏巴侬在进一步作分析的过程中，不得不往后倒退。在起初，那种包含所有音乐的理论逐渐地缩小为西方音乐的理论，而西方音乐自18世纪起，就脱离了其他音乐而自成一体。夏巴侬对这种现象特别重视，他承认现象有它特殊的历史：“法国音乐为远离简朴的民间歌曲（例如古老的圣诞歌曲）而迈出的最初的步子已使它背离了自己真正的道路。”我们正继续在弄清音乐和言语在形式上的区别究竟何在，但是，同语言不同，各民族的音乐在全世界各地有相似内容这一看法又回到了夏巴侬本不该将它从中提出的虚无中去了。
[i] 古代苏格兰人。
[ii] 马莱尔伯（1555-1628）：法国诗人。他的理论著作比诗作有更大影响，主张清晰简朴的文章，为古典主义开辟了道路。
[iii] 盖茨·德·巴尔扎克（1597-1654）：法国作家，为法国古典主义散文作出贡献。
[iv] 龙沙（1524-1585）：法国宫廷诗人，“七星诗社”成员之一。他的诗作受到马莱尔伯的批评。
[v] 阿米奥（1513-1593）：法国人文主义者，曾任查理第九的家庭教师。他是16世纪法国散文的创始人之一。
[vi] 南美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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