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桐
■铁哥

我五百块钱卖了它。卖了
一搂粗的湿木材，锯下的乱枝
却没人要。院子里狼籍的狠，纸
踩到泥巴里，我在2002的七月
给扒房子的夏庄人散烟。他们
还要大门和窗子，卖吧，都卖了吧

今年郑州的泡桐开花，我才迷惑
那五百块钱花到哪了？那淌水的
树，到底能打成什么家具。广式的
它太松软，也不适合欧式，易折
也许被刨成一片片，像前天去辉县
路边晾晒的那些三合板厂的原料

水分要蒸发完，轻而薄。它们
白花花的铺在麦地里，辉县的
紫桐花也会落在那上面。和老英
曾经在院子的春天里喝酒，谈论
一些更虚无的话题。然后扶着
嶙峋的树皮尿。那时候它站在那儿
（2006/4/1）

高春林点评：

　　敬文东在《60年代的“怀乡病”》一文中说：“对于在60年代出生而在70年代度过童年的中国诗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几乎都是农民的后代，有着几乎相似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几乎都是一边玩尿泥，一边从‘毛主席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开始了娱乐、识字和读书。”“在他们身上，无可奈何地保留着一条农民的尾巴、半腔农民的鲜血。”这话，给我的感受有几分深入骨髓的味道，因为我不幸也是60年代出生的，有着同样的亲历。是的，对于这一代人来说，故乡在诗歌中的出现是一种宿命。有谁又能够绕过一个时代呢？西川在《虚构的家谱》中说：“从江苏一份薄产到今夜我的台灯” ；森子《乡村纪事•呼兰》：“我的脸就像黑土地一样黑/并影响到我的女儿”；张曙光《呼兰河传》：“哦，很久了，那个夏天。但我/仍然记得芦苇间的天空”。我在《安良这个镇或词》中也曾小心翼翼地写到“先把他它标进地图，再把它/标进身体，事物就有了明亮的部分，/这个词就有了循环的枯荣。”也许每一个人的故乡都有它自己的“相貌”，铁哥的《泡桐》似乎就是他故乡的一个佐证，在脑海中生长、开出桐花，并一再迷惑他的记忆。
　　在铁哥的《泡桐》中，那桐树是“一搂粗的湿木材”，是“锯下的乱枝”，继而是“院子里狼籍”。看来院子里的泡桐树是不存在了。而到最后，房子扒了，连大门和窗子都卖了，夏庄存在的家当一下子完全消失了。没有消失的是记忆。泡桐在记忆中存活了，并在不同的地点移动、耀眼，生发出许许多多并不过分的想象和是非。铁哥这个诗中的场景是变化的，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的人和事所构成的一种无法释怀的思绪在流动，从夏庄到郑州——“今年郑州的泡桐开花，我才迷惑”，再到辉县他乡“辉县的／紫桐花也会落在那上面。”这无疑是说，不论到那里，故乡的血液都在不安分地流淌。迷惑什么？是花开谁家，身在何处？或是身感居无定所地虚无？500元钱卖掉了泡桐，那惋惜的语气似乎是卖掉了可供自己扎根的故乡，作者的失落感从此开始弥漫，如影随形地入住到了他的血液。但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颗泡桐的生长历史，也没有告诉我们他卖它时的具体时间。而事实上，故乡就是它的历史，那个多年前贫瘠、饥饿的乡村就是它的时间。对诗人来说，卖了它，才有“到底能打成什么家具”的想象空间，这空间就像是诗人，他的生活或居所，关于这一点，少有遗憾的是他没有给我们明示。但已足以证明：泡桐——扩展到内涵上说——故乡，就是他的行囊。
　　铁哥的诗，一向注重语言上的绵密，有时为了表达上的畅快，不吝惜笔墨而尽其所能。时而给人以酣畅淋漓的快感，时而又给人以密不透风的压抑。但不论怎么说，他诗中的本色与真实带来的是厚实和对生活的忠实。最近，我不无欣慰地看到了他在使用着减法，让小风在诗的字行间轻荡。这首《泡桐》，在平稳的叙述中，拉开的时间感和预设、想象都有一种流动的画面感，而情绪却隐藏在语言的后面。他说“曾经在院子的春天里喝酒，谈论／一些更虚无的话题。然后扶着／嶙峋的树皮尿。那时候它站在那儿”。在漫不经心的调侃中深藏了怀念和隐隐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