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的冬日
江南苦夏已逝，转眼又是冬天。从上海回宁后安心教书，不思游历。不巧友人相邀，偏偏作了一次冬日扬州行。寒冷的“右边”之旅送上一个插曲，为平衡那刚过的6月的“左气”。
是夜，步入扬州时，正值灯火初上，“商略黄昏雨”。在友人家围炉吃完暖和的夜饭后，独自闲走于扬州的街市。此时细雨已停，街面萧疏，冷风透骨，我走走停停观看着夜色中凄迷憧憧的建筑，看见不远处几个暗红色的灯盏高悬于寒夜中的酒楼，那灯盏在风中轻晃；再向上望去，夜空高阔而清冷，闪烁的几粒星星仿佛就要随风吹落下来。“这就是淮左名都扬州。”它丰神同在的寒冷将洗去我最后一丝青春的热烈。即便没有南京的山楂酒，这冬夜也能让我感受到某种深入的怀念。这是真的，我已在扬州。
第二日清晨，与友人去富春茶室吃茶点，古雅的茶室深藏于一小石桥下，室内无人，我们依窗而坐，一边吃茶一边可见一湾冬日的碧水从窗前流过；天气阴晦，满眼林木凝着暗绿，反倒使我想起白居易吟咏江南春日的诗句“江南风景旧曾暗”或姜白石的《暗香》“但暗忆江南江北”，一个“暗”字让江南风景呼之欲出，春、夏、秋、冬，四季代谢，江南的气韵不就在这个“暗”字上。我冥想着，细细品茶、吃富春包子和豆腐干丝；我喜欢细小的食物，犹如只爱读孩子们的书，淮扬菜中的豆腐干丝细小亲切我引为吃茶饮酒的佳品。
吃完茶后，重返清洁的街市，白天道上行人依然很少。友人提议去富春茶室不远处一家书店看看。这是一间很大的古色古香的书店，门前一片温暖的垂柳，进得店内一一流览，发现书籍种类之多，不压于我所看过的许多城市书店，店堂明亮、宽敞，兼卖文房四宝及今人所绘山水图画、书法，随便看看、随便翻翻，心情尤为舒畅。
二小时后乘公共汽车去平山堂，这堂位于扬州蜀岗山中峰，据说是北宋诗人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所建。“平山堂”三字为欧阳修所书，他曾在此听风吟月，与文人雅士一道举行击鼓传花酒会，不知在哪一年春花秋月他吟咏过：“平山阑杆倚睛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扬柳，别来几度春风……”平山堂虽是人工所建，却联络至山，气势俱贯，出城入景，有一里许紧沿城郭，清人王渔洋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一语已活现于眼前。来到堂内只见画栋飞檐、五采绚烂，叠以太湖石、围以白石栏、凭栏远眺，扬州城的苍茫尽在眼底，使人又忆起欧阳修的二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又看过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主持的大明寺（他后从此寺东渡日本），到处是绿竹、古柏，大雄宝殿赫然在焉，出得山门与友人在“淮东第一观”和“天下第五泉”石刻大字前留影。
从山而下去瘦西湖，萧瑟的冬日游人稀少，我们沿湖西一长堤——长堤春柳款款步行，“红楼日日柳年年”，即便是冬日依然是绿柳依依，亭台馆榭在波光中透出陈旧的红色。“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姜白石的《扬州慢》），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二十四桥不得觅见，却见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五亭桥，桥身呈拱形，桥面上有5座凉亭，古意不减，我心平安。桥南有一莲性寺，寺内有一突起喇嘛白塔（与北京北海公园白塔相仿），高耸云天，殿角红墙松柏掩映。友人在此又约照像留恋，我吟出4行诗句：
冬天的江南
令你思想散漫，抓不住主题
照像吧，照像吧
他冻红的脸在笑……
中午时分又乘车返回。在市区内曲折的深巷穿行，在一宁静的小面馆吃罢一碗面条，步行来到个园，此时天气愈发阴冷，缓缓吹来带有雨气的风，脸上感到凉飕飕的。进得个园只见假山重叠、曲径通幽、起伏有致，想起古人能拥有如此殷实、深秀的幽静庭园作为私人居家花园甚为感慨，在个园后院一片苍翠的竹林中稍坐，竹叶临风嫣然摇动，宛若“冷香飞上诗句”，寒意顿添。我们走进一间屋里，屋内有一厢房帘子高高卷起，满室香茗缭绕，几位老人在炉火边吃茶，下围棋，优雅有趣，使人寒意尽消，顿生愉快之情，流连不忍离去。我想起《枕草子》的一个意境：冬天下围棋，下到深夜时分将棋子放进盒子里，那棋子清朗的声音伴着温暖冬夜的炉火实在令人怀念。岁月就在这棋声中淡淡流逝了，犹如目前的老人，这盘棋能否下到冬夜？我多想就此停止我无尽的漂泊，在这儿住下，冬夜学习围棋，春夜翻阅旧籍古词，夏天纳凉饮酒，秋夜听园子里蟋蟀的清鸣，倘若如此那该多好呀……！
而扬州冬日的清冷逼走了多少向往繁华的年轻人，烦热的青春和急迫的理想催迫他们奔向异域它乡，留下的人多是平和气静的人，在扬州广陵刻印社，我认识了一对青年夫妇，他们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故地扬州，他们在古籍、围棋、垂柳、清茶间过着安静的家居生活，平实恰切、独善其身并不想入非非；而我认识的另一位出身扬州的小说家毕飞宇却告诉我他受不了扬州的清与静（那清、静几乎让他疯掉）早已插翅飞去南京。南京虽也有扬州的禀性，但它更大，更兼备大都市的各种特征和消遣方法；扬州只浓缩了南京的一个特征——一座中年或老年人的城市，青年人呆不住。这里没有繁忙的商业、先锋的理想，它与世无争、修心养性、悄然流逝，那种美不是一般人所能体察入微而又娓娓道来的。
我曾于1983年冬天在重庆北碚随意读过清人李舟斗所作的一册《扬州画舫录》，书里记载着乾隆年间扬州的繁华，如今“春风十里扬州路”的繁华已随着郑板桥、金冬心等扬州八怪的潇洒人生成为了过眼云烟。扬州的清、暗、凉历经了多少“烟花三月”才透露出它平凡的神韵，这神韵在冬日被风吹着，仿佛有一点惋惜，一点温暖、一点伤感……在苍凉的街市、在幽独的林庙、在旧日的深院别梦依稀、风韵尤在，居民是那样整齐清洁，男女如秋冬之美，杂货铺的日用品很丰富，饮食精美细腻让人留恋，加上绿荫如盖、婉约有致，我蓦然想到一位出自扬州、大学毕业于上海的少年诗人朱朱，他纤细唯美的诗句应该含着扬州的身影吧。
我曾到过许多中国城市，唯有这座城市最象故园，这故园专为曾经沧海的人准备的，返朴归真的人才能与这城市融为一体。我后来与我很多朋友谈起扬州，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的李伟曾问我：“如果你用一个词语概括扬州，你会想到哪一个词？”我告诉他，“爱情。”，他先稍有吃惊，但后即有所悟。“爱情”——回忆与预感，缠绵与轻叹，就象这个扬州的冬日，就象烟雨迷茫的市街，就象这里的生活，我将与谁在此度过平凡……我身边又响起了个园冬日午后的围棋声……。
诗人梁宗岱
1981年5月一个凉快的夜晚，我揣着我早期的一首象征派习作《夜》以及对波德莱尔的一鳞半爪知识去见一位老人，诗人梁宗岱。他是我校法文系教授，我却是英文系3年级学生。我对他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一种想见到他的冲动在催迫我立即作出行动。
为什么要去见他至今想来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首先是卞之琳在《世界文学》上简短地提到他的名字，然后是“梁宗岱”这三个字让我本能地产生了神圣的预兆般的敬畏。或许正在发狂写诗的我需要去亲近一个伟大而隐逸的导师，或许我摇晃不定的诗篇正急切地要寻找一个旧时代的老人的首肯，或许我命运中早已安排好了这一必然的片刻的相遇……
大约是前3个月的一个中午，我和几个同学下课回宿舍，在一条必经的林荫道上看见一位高大结实的老人正在和两位法国人交谈。他站得笔直，柱着拐杖，神态从容、高傲，只穿一件汗衫和一条短裤，这一点令我非常吃惊。广州的2月虽已不寒冷，但他这夏天的装束足以令我们这些还穿着毛衣的年轻人自觉惭愧了。我身边一个同学悄悄对我说：“他是法文系教授，广州外语学院的名人。”
而这个夜晚我要去拜见这位我心中神秘莫测的名人了。从少年时代起我就一直崇敬奇异的老年人，这是我天生特有的禀性，这禀性从左出发、兼收并蓄，并非教育的结果。我读小学时就在鲜宅沐浴了旧时代的晚霞，读初中时又在山洞、林园聆听到旧时代的残余的正在一天天消逝的挽歌。这一幕幕旧时的图画象一个迷濛的古都或一个“同此凉热”的老人正在慢慢地破碎。从那时起，我就有一种难以描绘的模糊感觉——新旧时代的血液将毕生在我的内心循环。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诗歌在走向最先锋的时刻仍保持着对歌唱的抒情传统，并形成我后来带有总结性的诗观，“一首好诗应该只有30%的独创性，70%的传统。”（其实这是一句反语）
而这些古老、缥缈的感觉总是让我想到那些能够体现属于那个时代精神特征的老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礼仪。这些不同对我一直是一个着魔的谜，也是为什么我总是不自觉地情愿热爱这些老人的原因。
我已来到梁宗岱教授的住所，一幢深深映掩在竹林和花草中的小楼。昏暗的路灯照耀着这小楼古旧的轮廓，几株大树在初夏的晚风中微微向我点头致意。我的大脑因过度紧张而处于一片兴奋的空白。终于在良久地徘徊和踟蹰之后，我轻轻推开了竹篱，循着一个太小的花园，步上台阶。略略镇静了几秒钟，我鼓起勇气悄悄叩门。
教授夫人开了门，让我进去。
我又看见了梁宗岱教授。他恰好面朝我，坐在一张圆桌旁，室内柔和的灯光浑映着他那从容、高傲的神态。整个房间四壁全是书，书架很高。从地面直到天花板，全是些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版的各种外文版图书，这些昔日的书籍在昏黄的灯光下散发出稳重而睿智的光辉。家俱很少。几个陈旧的靠背软椅，一张陈旧的圆桌，一切都显得简洁、庄重、古老。唯有一个似乎从未打开过的12寸黑白电视机显得有一点滑稽地突兀和不协的时髦。（后来我才知道这电视机是别人送的）。老人从来不看这东西，只把它随意安放在一个书架的角落里，象一小块废弃的黑铁或一个无用的塑料壳。
他注视着我，微笑着点了点头，示意我坐下。这一次我看清楚了他的脸，一张老迈、红润、智慧的脸，前额饱满、突出，鼻翼宽阔、肯定，过份自信的力量刻出他嘴唇的直线，他的眼睛不大但有一种凌厉、警觉、刺穿的闪光；整个面部表情流露出热烈的霸气和不屑，在这早已化入他血液的日常性霸气和不屑里，稍稍带有一点孩子般的倔强。但他微笑的时候，面部就彻底改观了，显得仁慈、安详。
我迫不急待地要把一切告诉他：“梁教授，我是英文系3年级的学生，喜欢写诗，前不久，读到卞之琳译的瓦雷里的诗，从卞之琳的译介短文里，才知道你是中国最早翻译法国象征主义的诗人。”
老人静静地听着，目光凝视着对面的一壁书架，轻声说道（声音有些吵哑）：“卞之琳是我的学生，他译的瓦雷里的几首诗还放在我这里，让我修改，他译得不好。”
我心里一怔，赶紧把话岔开：“我非常喜欢波德尔的诗……”说着说着我开始用中文背诵他的《烦忧》，并说：“我喜欢他的‘恶’之美。”
老人愉快地笑着说：“不是‘恶’之美，是美本身。”
老人的夫人这时插话道：“梁教授年轻时就是南国诗人，广东才子。”
“少苏，你给他看一看我们的药。”老人打住了她的话头，换了一个话题。
“药……”我不明白倒底是怎么一回事。
老人的夫人已拿出一叠信给我看，全是些被他们治好的病人的感激信。我还看到了一些病人生病前和治愈后的照片。老人的夫人介绍了老人发明的一种神奇的万能药——绿素酊，并说这些病人都是服用了绿素酊后才痊愈的。绿素酊可以治疗癌症、肝病、气管炎及几乎所有疾病，这种药是用中草药炼制而成的，没有任何副作用。“我们还在自家的后院建了一个简易的炼药房。只要病人求医，一概免费赠药，由于求药的人多，药的需要量很大，每月得制三次药，梁教授还经常亲自上山采药，我们简直累极了，为制药救人，我们耗尽了所有精力和财力。”接着她还讲了那神药的一些逸事。“1979年10月下旬，胡乔木来广州，托人来我们家取药，胡乔木服了药后又托人送来了回信，想介绍我们为经济学家孙冶方和许立群治病。他还向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杨尚昆谈了我们的制药情况，两位书记曾表示给予支持。”
老人的夫人越说越开了：“梁教授曾于1951年在广西百色被关进监狱两年多，差一点被公审并判死刑，原因是在一次宴会上喝酒比赛得罪了一位领导。胡乔木（当时任国家新闻总署署长）得知情况后立即从北京发了电报给百色地委，要求把梁宗岱交中央处理，最后才得以无罪释放，出狱时省公安厅厅长当面郑重向梁教授道歉。胡乔木是梁宗岱的救命恩人。1979年那次来广州时，还亲自对梁教授说：‘你的著作不会过时，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把你的书全部出版，你看如何？就交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让他们全部出版吧。’”
老人中途打断了夫人的话，问我是哪里人，父母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重庆人，出生在北碚，父母在邮电局工作。
“重庆北碚。”老人兴奋了一下，“我抗战时曾在那里住过，当时我教书的学校复旦大学就在北碚。”他的目光已流露出对往昔的片刻回忆，我也仿佛和他一道忆起了嘉陵江流经北碚时最秀丽、最孤单的那一段江水。
突然，东西掉在地上发出的声音让我吃了一惊，一看，天呀，我刚买的两包廉价“丰收”牌香烟从我短裤口袋里滑落地上。我迅速弯身拾起，重新塞进口袋，动作又生硬又神经质，显得慌慌张张。在我拾起香烟抬起头来的一刹那，我的目光短暂地瞥了一下老人又立即避开了。好象我致命的缺点和一些隐秘的怪癖全部在此暴露无遗。我有点尬尴得无法控制自己的坐姿了。
老人已清楚地看出了我内心的活动。他缓缓站起来，邀请我上楼去他的卧室兼书房。好象一切都没有发生，他也没有留意到我的“丰收”牌香烟。这时我的心才重新平静下来。
我跟老人慢慢走上昏暗的楼梯，来到二楼洁净朴素的卧室兼书房。仍然到处都是书，昔日的外文书和一册册中国古典线装书，堆满了两壁墙，可就是没有一本新书。一个书桌，两把椅子，一张床，一个衣帽架，简单之至。我和老人一起坐到他工作的书桌旁，台灯照映着老人的一大半侧影，那浓重的侧影在明暗不定的书籍前孤寂地闪烁。
这时我忐忑不安地拿出我的习作给老人看，老人专注地看着，没有什么异样的表情，最后还给我时只轻声说道：“这诗有特色。”接着老人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厚厚的他的文章的复印件，题目是《试论直觉与表现》。我冒昧地冲口而出：“能否让我带回去看一看？”老人嗫嚅着，一下变得有点孩子式的侷促，这文章似乎立刻就要不翼而飞。我向他保证明天上10点以前一定奉还，他才慢慢地交到了我的手上。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了。临别前，他送给我两瓶绿素酊，一份他自己写的药品介绍文章，一份他自己写的传记的打印件。
从此，我开始了解老人的情况。我读到了许多老人不为人知的事：
他190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他的父亲梁星坡与梁启超同年，又是同乡，由于家境贫寒，立志从商，失去了成为梁启超同窗学友的机会。这是老人一直深为遗憾的一件事。
老人初中就读于广州培正中学，从那时起就广泛阅读中外文学名著。15岁时读美国诗人朗费译的但丁《神曲》，阅读中表现的狂热令英文女教师大觉吃惊。16岁时就获得“南国诗人”的称誉。
18岁时与后来成为日本大诗人的草野心平在广州岭南大学生宿舍顶楼面对珠江共同阅诗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多夫》，当读到“去死罢，你们应该去死！一个人并非为快乐而活着。他活着是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但做应该做的——一个人。”这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因悲怆而痛哭起来，仿佛听到了上帝的声音。罗曼·罗兰这部书对他影响很大，“做一个人，一个顶天立地无依傍的人，一个要由毕生超人的奋斗和努力去征服他苦痛，完成他工作的人。”这成了老人终身的座右铭。这是多么热切的老人的少年时光啊！
老人于1921年应郑振铎和茅盾邀请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文研会在广州的第一个会员。1924年去法国巴黎留学，结识法国著名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并成为挚友。1927年瓦雷里陪他在巴黎绿林苑一边散步，一边讲解自己的著名长诗《水仙辞》。1930年，老人译出此诗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以单行本问世，瓦雷里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1929年与罗曼·罗兰相识，互赠书籍和照片。1930年法译《陶潜诗选》由巴黎Lemanyer出版社出版，此书由瓦雷里作序。老人在1936年写的一篇《忆罗曼·罗兰》的文章中说道：“影响我最深澈最完全的却是两个无论在思想或艺术上都几乎等于两极的作家：一个是保罗·瓦雷里，一个是罗曼·罗兰。”老人青春时代一连串风华正茂的速写。
老人曾被吴宓称为“中国的拜伦”，他自己却说：“我只有坏脾气这一点象他。”老人从小就脾气火爆，最爱打抱不平。一生打架的次数加起来至少会有100次。在欧洲留学时，一次在一个华人餐馆吃饭，一个德国人骂中国人是懦夫，老人一听便按捺不住，冲上去便打。文革时被红卫兵殴打，一次他怒火上来，飞起一脚将 一个红卫兵踢出一丈多远。老人历历在目的率直、任性、可爱又勇猛的少年心性。
1931年老人担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兼清华大学讲师，年仅28岁。他当时周围聚集一大帮学生，其中有后来成名的卞之琳、罗大冈。我想象着老人当时春风得意、才气姿肆的形象。
1934年由于离婚及与北大的胡适发生龃龉，老人离开北大去天津南开大学。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在南开英文系任教，他后来回忆说：“宗岱自视甚高，傲骨峥嶙。好在我和罗皑岚都谦虚礼让，因此相处甚安。”
1944年蒋介石前后三次派人持他亲笔信来召见老人，都被老人婉言拒绝。第四次由蒋介石亲信，老人留欧时的同学徐道麟亲自坐蒋介石的专车到北碚复旦大学接他去见蒋介石。这一次，老人借故请老同学吃饭，说饭后随去。结果，老人有意在餐桌上不断饮酒并佯装醉态，说今天不能去见蒋总裁了，改天再去吧。这一年冬天，老人为摆脱政治（因老人另一个留欧同学，梁寒操，当时的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一定要请老人出来作官）只好辞去教职，回到广西百色过起他初步的陶潜式的隐居生活。直到50年代初，他结束了百色的隐居生活，回到广州中山大学，过起另一种隐居生活。他生活中最富诗意最辉煌传奇从此开始，他迷上了制药。
老人有运动员一样的身体。一年四季只穿单衣，冬天连毛衣也很少穿，它把这一点归功于他自制的万能药酒，他每天至少喝三斤以上这种浓度不低的药酒，一杯一杯当茶喝。
30年代北大温源宁教授在一篇描写他的小品文里，说他行路象汽车一般飞跑。有一次学校开会，会议前他临时到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去了。大家以为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赶上开会。结果他不但在会前按时赶到，还背回一头奶羊，村上农民卖给他的。他的迅速和臂力立刻成了奇谈。而他却认为这太寻常了。一个真正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斗酒李白的形象。
他所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德的《浮士德》、《蒙田试笔》、里尔克的《罗丹论》，罗曼·罗兰的《歌德与贝多芬》、《贝多芬：他的伟大的创造时期》，《梁宗岱译诗集》，以及法国象征主义诗选全都是中国翻译界难得精品。
1984年，他写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对于他来说，仅仅一本很薄的书就够了）。这本书终于让我们透过时间的迷雾发现了这位20世纪中国文坛的大隐士。世界被创造了出来，实质上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一本美的书的境界。但我们知道他的时候太晚了，他影响我们的时间也太晚了。不难想象，如果我们提前20年读到这本书（这本书在1949年前曾出版过），我们将变成怎样的人呢？这本书对于中学时代迷惘的我无疑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那时我在哪里去找这本薄薄的书呢？时至今日，我才满怀欣慰地看到这本薄薄的书已成了青年学子们的美的“圣经”，诗歌的“新启蒙”教程，我心灵的春、夏、秋、冬。
1983年11月6日，晨，8点40分，老人去世。
那一夜，我敢说我先于所有中国青年诗人走进了梁宗岱的心，一颗伟大、复杂、素朴而太骄傲的心。这是我的天意！我的幸福！我的注定！是谁安排了我与他作这最后的通灵，那一闪即逝的我唯一的通灵……
那一夜，我回到宿舍独自一个狂热地捧读老人的《试论直觉与表现》。我不是在读，也不是被吸引，而是晕眩、颤栗、震惊！我从未看到过如此动人心魄的文字，几乎不是文字，是一连串色泽不一的珍珠，在夜里（或白天）发出神奇的光芒，这是我生平头一次目睹了文字那可怕的美，文字的真魔力！我同样惊讶这些文字我现在居然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它在我的脑海里只留下一页美的时光之书，一圈熠熠的幻影。唯一记住的是：他在文章中回忆了他为什么写诗的原因，“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我6岁，母亲在那天去世了。送葬回来那天，我痛不欲生，只想寻死……我第一次朦胧地体会到强烈的诗歌激情，那是唯一可以抗拒死亡的神 圣的东西……。”
万籁俱寂，我听见了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我听见了老人一滴6岁的血滴进了我迎接着的25岁的心。就在那一夜形成了我的第一句诗观：“人生来就抱有一个单纯的抗拒死亡的愿望，也许正因为这种强烈的愿望才诞生了诗歌。”
越认识他越觉得他神秘，他对于我们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壮丽“深渊”。他前半生恃才傲物、名满文坛，后半生拂袖而去，一心炼丹制药，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他广施绿素酊，济接苦难众生，而不象李叔同出家住进名刹，一心独善其身。他饮酒采药，归于山林，他的身心具有中国古代文人的精华，他是20世纪中国文人中唯一的一个陶渊明式的隐士。但他又不完全是这样消极，他又象浮士德不停地渴求着、改变着，尝试着、发现着生活的真谛，绝不会只在一地流连。他就是这样一个混合体：陶渊明宁静致远的精神和浮士德勇往直前的精神交相浑融在他的身上。
他作为一个完全孤独的诗歌战士可以说是中国文坛的旷世奇才——文词中的诗人、草药中的诗人、运动及体魄中的诗人、甚至得罪人的诗人，我们诗人中的诗人。
他的气质，他的诗文，他的霸气与不屑代表了一个已经作古的时代的最美好的品质。这品质哪怕只能在我眼里、在1981年5月的夜晚存留短暂的一刻，却足以代表一个消逝的美丽的中国。他那完全昨日精神和教养一半是神性的、一半是古代诗人的，就连他隐士般的声誉，他不为人知的名字和潜在的持久的声望，这一切都具有与我们今天的时尚完全不同的东西——高贵、圣洁、清白无辜、行侠仗义，同时又非常可敬。“梁宗岱”三个字，看上去和写下来都有一种逼人的魅力和音响。
今天，我才明白一个诗人成就的意义。它不是我们时下的流行效果和出版高纪录。一些所谓的名人被遗忘了，隐士显身了。就象这位老人，他从不随波逐流，不管轰动或者沉寂，他给我们悄悄留下“永恒精神”这样的东西。
对于文学史，他不屑一顾，依然我行我素，从容不迫，甚至弃文从药，就象兰波弃诗从商，而他的同时代人徐志摩、闻一多在文学史中远远比他编写得更恢宏、更洋洋洒洒。是的，文学史可以不提到他，或者只提到他一个名字，或者写一点点潦草而不妥当的两三行文字。但这也不要紧，他的形象，他一生作为一个人的形象，仅仅这形象本身就够 了。这形象照耀着我，照耀着我们，以及每一个时代受着不同的痛苦而追求同一真理的少数圣徒。他们会源源不尽地吸纳“一个先辈圣徒”的伟大而平凡的基因，接着又会点燃或照亮更新的正在成长的年轻圣徒的心灵。
1981年10月我写出了《表达》，可惜我再没有去给老人看，为此我一直深怀遗憾之情。我带着这遗憾离开了广州，直到他1983年去世，直到现在。如果他还活着，并看到我后来所写的全部诗篇，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我心红透
成长啊，随风成长
仅仅三天，三天！
一颗心红了
祖国正临街吹响
吹啊，吹，早来的青春
吹绿爱情，也吹绿大地的思想
瞧，政治多么美
夏天穿上了军装
生活啊！欢乐啊！
那最后一枚像章
那自由与怀乡之歌
哦，不！那十岁的无瑕的天堂
——《1966年夏天》
一个意想不到的巧合，我于1989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天写下了一首怀念文化革命之美的小诗。这首诗把我带回到1966年夏天，我如梦的红色（或绿色）天堂，在那里我第一次饱尝欢乐和自由的童年生活。
那一年文革开始，我正好10岁。一枚像章把我带入生活。
那一年春天非常短暂。哗啦啦，徐疾有力的风一下就吹开了夏天的第一天，吹过了最后一页我并不留恋的书页。真的放学了，真的无涯的自由来了。小孩子们收拾起书包，大孩子们在勾画长征的道路，我御下“枷锁”，走出课堂，随便奔跑，老师能拿我们怎样。
一个黄昏，我在我家的附近上清寺（位于重庆市中区）玩耍。突然街上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情景：急增的人群脚步匆匆，每一个人的脸都透出由于激烈兴奋而呈现的伟大气概：好象只争这个黄昏。
洪流，人群的洪流，我也随着这洪流莫名地兴奋起来。虽然我还不太明白这些人在做什么，但10岁的我已隐约感到这宛如盛大节日的欢乐里有一种庄严神圣的气氛。
我被这个城市，这些人群所传染的兴奋搅得心猿意马。这不属于我的，与我真实的心无关的兴奋在黄昏的晚风中激荡，我的灵魂仿佛飞出了我的肉体。
突然有人带头高吼：“冲市委啊！打倒某某！揪出某某！”人群开始向市委冲锋。
“这么多的敌人，但最大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还有反革命……”我正苦于连不起这黄昏的“新鲜”（当然更不可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定是一个“坏”意思。）一阵风过，我抬起头来，看见一位女红卫兵站在我的面前。她最多只有15岁但我却觉得比我大很多。她微笑着把一枚毛主席像章轻快而准确地别在我幼小的左胸上。
而周围，人群的激流已大部分涌向市委，街上几乎全是红卫兵了。他们身穿统一的绿色军装，腰间扎着紧紧的皮带，左臂戴着鲜红的袖章，袖章上印着三个毛主席书写的黄色大字：“红卫兵”。
面对这浪漫的“异国情调”，我一下明白过来，我与这次革命是有关的，我已是其中的一员。同送我像章的女红卫兵一样，同她风一般的青春和纯洁一样，或同大街上所有的红卫兵一样，我也理所当然是一个“红小兵”。
这心在透过一枚像章（它老使我想起一枚微型蛋糕的形状，它的确形若蛋糕）串起另一些美的碎片。
在一群孩子的掩护下，我公然在厕所抢走了一位正在大便的中年男人的绿色军帽，他欢乐的顶峰眼睁睁地被我夺走，而我却在欢乐的恍惚里戴着这顶空空如也的大军帽一连几天提心吊胆、神色慌张，那是我唯一一次最大胆妄为的革命行动。行动之后，我陶醉于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场面。我记住了红色和黑色，分清了坏人和好人，美与丑、左与右甚至香花与毒草。在另一个快乐的早晨，我看到一位长得白胖，没有胡子的邮局科长被一群婀娜多姿的女郎用细细的竹条“可爱地”抽打；一个皮肤雪白，痛哭流涕的美人用她急躁而温暖的手指去戳他多肉细嫩的前额，科长一边流泪一边承认自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对不起革命群众。当我后来再见到这位美女时，她身后总跟着一位神秘而不苟言笑的精干瘦子。其他孩子告诉我，这瘦子是位拳师，他专门保护美人但从不动“搞灯”（重庆俗语，指男女性行为之事）的邪念；而另一位头发如乱草、皮肤干燥的男孩悄悄对我说：“我看见过她洗澡时的裸体……”。科长、美人、拳师、革命。还有像章、军帽和裸体，这足以撩拨起我想入非非的欲望。这欲望曾在老师的帮助下区分过“列宁在1918”电影中一个“天鹅湖”的片段，老师说要正确看待艺术与大腿的关系。而“革命”正在飞速唤起某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禁忌。在“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旋律中，我想起的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毛主席的挥手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中学生在舞台上的一个临空劈腿动作，甚至也没有后来的“超我”，只是一个羞愧的“自我”和隐密的色情“潜意识”。
“美”在鸣锣开道。勾人幻想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二胡或小提琴伴着文艺和红旗随风飞舞、飘扬大地：一种惊人的浆糊在张贴重重叠叠的纸张，各种报纸“东风浩荡”唤起少年人“雄壮的”表达意识。美并未在“革命”中超越肉体，而是抵达肉体、陷入肉体。它在夏季多风的时刻或流汗的时刻让我情欲初开、气喘吁吁、难以启齿。耳边老是响起美人的娇音以及神秘的拳师和美人的关系，响起舞蹈的大腿的暗影以及婀娜的女性的鞭子。
情欲之美深入批判了衣服、头发、甚至花草、金鱼或鸽子之后，它开始塑造未来，塑造人性、塑造新真理和新目标。美得以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统一了而不是分散了。美超越了现实，在日以继夜地走进了幻觉中的“共产主义”，幻觉中的红风和绿地。美对孩子们重施整容术，把他们抓回“复课闹革命”的短暂而必要的现实。
“老三篇不但干部、战士、工人、农民要学，老师和学生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学，但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一首歌曲（“老三篇”之歌）响彻教室，唯一当时不懂的是“座右铭”，而“老三篇”是知道的，它是指毛泽东的三篇名著：《为人民服务》（关于争当革命螺丝钉的问题，也是“斗私批修”的问题）、《愚公移山》（关于继续革命、自力更生的问题）、《纪念白求恩》（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革命援助问题）。日复一日端坐课堂，我迎着响亮的太阳高唱“老三篇”并用它的语言而不是它的思想拯救了我的一个错误（那是在重庆工人文化宫一面夜晚的墙上，我第一次被毛泽东简洁有力的语言所震惊，那墙上写着一条“毛主席语录”：“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一切都好办了。”太简洁了，以至于使我大声喊道怎么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只能说一个人或一个苹果，我话音刚落，一个中年男人从黑暗中飞跑过来企图抓住我，我在惊吓中立即跑掉了）。“老三篇”的摇篮曲把一个巨人的语言唱入我的血液，随之而来，仅仅一周我就背下了所有的毛泽东诗词。如梦的“长征”在经历第二次“金沙水拍云崖暖”，一个少年也正用“金”和“暖”代替“粮食”和“钢铁”的语录，他悄然编织起他“悔过自新”的“检讨书”和最初的文学“ 长征”之梦。
不必停止疯长，青春就是前方。孩子如星、如花又回到天空和大地，学习被再次推迟、被改头换面、被拥来撞去。抒情磨炼了红心，解放了“道德”，幻想着大腿，又投身风中……那远走高飞的女红卫兵早已消魂地跑过黄昏，带走了一个夏日男孩的原地祝福；紧接着一个狄兰·托马斯式的绿色炸弹开了花，它稀奇古怪地爆炸在一个并非毁灭的大欢乐、大美丽中。
我看见这爆炸的余波，余波中众多诗人的侧影。北岛成长为一个庄严的诗人，一个时代的思考者和鞭挞者。19年后的1985年，我在重庆遇到他，一次闲谈中他对我说，文革时，他串连来过重庆，就住在歌乐山，现在四川外语学院的校园里；多多在崇拜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的同时，也造成他文革式的璀灿精力和光芒四溢的诗艺翻新；杨黎在他的“语录和鸟”中挥舞他“最高指示”的诗歌“小红书”并以流泪和动辄下跪进行自我批判和“宇宙出击”；万夏以古怪的宋朝式的冥想深陷入“南京大屠杀”的“血色情结”；无产阶级营的第一男高音李亚伟在“打铁匠和大脚农妇”的挟持下，在川东山区的一条小河边，被一个中年男性拒绝了一次“搞起来多么舒服的革命行动”。“筷子和茶盅”被8岁的他热烈的牢记并被勇猛地打上“封、资、修”的烙印：如今德里达和罗兰·巴特的赞叹者欧阳江河却在文革中期巡回演出，扮演一个浪漫主义的革命战士——“大春”（现代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中青年男主角），他“黑色的结实”在倾向一根轻飘飘的红头绳；而另一位诗人却骄傲地告诉我，文革时，最令他难忘的事就是同母亲一块睡觉，假借睡意朦胧把疯跑了一天的脚放在母亲松软而苍白腹部上，要不就偷看姐姐红卫兵式的雷厉风行的洗澡；而我没有赶上极乐的串连列车，没有赶上毛主席的检阅，一首儿歌在遗憾中伴着“武斗”的炮火夜夜催我入梦：
我家小弟弟
半夜笑嘻嘻
问他笑什么
梦见毛主席
我亲爱的梦境除了四分之一是毛主席外，四分之三却是“卑鄙的”未完成的女人的裸体，这是革命所带来的果实，它不洁地骚扰着一个孩子敏感的梦，这梦成为我长大后无地自容的“罪证”，这梦也伴随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毛语录），直到另一种“阶级斗争”在我心中唤起另一种革命之火。在20年后一个春天的深夜，当我在南京农业大学一条尽是沙砾的建筑工地的夜路的中段，我和一个身穿军装的女舞蹈演员（我微茫记忆中一个遥远的红色娘子军）呆在一起，为了消愁解闷（80年代浪漫的商业的可耻挫折），为了弥补1966年“革命”或“超我”的过失，想像的舞蹈在“怀旧”中顺从了我潮湿的手掌的摩挲。一个男孩追回了他少年时代“青春的错觉”，幻美落到了温暖的实处；“衰老的”女红卫兵流下了1990年第二次初恋的热泪，那即将再次成为昔日的热泪……
鲜宅
鲜宅最早的主人叫鲜英，1949年前的四川闻人。他曾作过军阀，因倾向共产党，后放弃国民党军政界，归隐田园，在重庆上清寺嘉陵江畔建了一座森森的庄园。他在那里修身养性，交结社会各界贤达人士，周恩来、梁漱溟、张澜是他庄园的坐上客。据说，他还叫他的孩子拜梁漱溟为师。
“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亲临重庆会见蒋介石。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曾三次去鲜宅，会见主人鲜英及重庆各界民主人士。鲜宅当时在重庆名重一时，被社会有识之士称为“民主之家”。
50年代初，鲜英去了北京，作为“民主人士”参予国政。鲜宅留给了他的儿女。
我上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时，常去鲜宅做功课、玩耍，因为它的小主人，即鲜英的孙子鲜述东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
鲜宅俯瞰嘉陵江。它的黑漆大门早已剥落，显得苍凉，门上有两个年代久远的大铜环。这门总是静静地关着，仿佛里面安息着什么古老灵魂。
它的院子对于童年的我来说，确实太大了。进门后是一排长长的石砌阶梯，让人有亲历古代暗堡的感觉，当年毛主席也是顺着这阶梯进入鲜宅的啊！上完阶梯，景色才豁然开朗。以最后一级阶梯和一条各色小鹅卵石镶花小径为中线两边是两个大草坪。左面的草坪一览无余，可以用于奔跑、运动、甚至踢小型儿童足球；右面的草坪有十几株小树散落其间，靠外面的墙角有一棵参天大树，风吹过时，籁籁有声、庇荫蔽日。顺着这中间的小径走30米就到达了一幢三层小青砖洋楼。
楼里的一切都是旧的。楼梯的每一阶层镶着黄铜护板，因长年磨蹭而发出稳重幽暗的黄光，这黄光透着一点微微的暗红。真有数不清的房间啊，安静小巧的卧室一间接着一间。到处都是旧时的沙发、旧时的台灯、旧时的书籍、旧时的家俱，没有一样是新的，没有一样是我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所用的。二楼的客厅面朝草坪，有一扇巨大的镂花雕饰窗户：春阳迷朦地洒进来，浅映着陈旧的大圆桌；室内溢满一圈圈古雅暗淡的光晕。我和小鲜常爬在桌边做作业，有时一做就是一下午。隔壁是一间书房，宽敞、舒适、安全，显得暖和而密切并不给人空荡的感觉。有一次这古色古香的书房打开了一小半，我刚巧经过，正看见小鲜时值青春的姐姐闲着无事，慵懒地躺在地毯上，给一只美丽洁白的小猫一点一点喂牛奶。
楼房的后院是一个缺少阳光的花园，各种奇花异草长得很茂盛，中间叠以一些曲折起伏的假山，旁边是一碧暗绿的池水，花园幽寂的小径散发出陈年青苔的气味。那气味还夹杂着花草、树木、池水、假山等各种气味，那是这个庄园最秘密、最难察觉的气味，那是岁月停滞在这儿（不前进，也不后退）的气味，也是我第一次真正亲自从左到右闻到什么是旧时代的气味。
我和小鲜常在这湿润的后花园玩耍，攀援树枝、互掷果子、追逐嘻闹；或坐在阴凉得一尘不染的石头上拍香烟盒，寂寞的下午传来两个孩子沉闷的拍击声，他们在争夺一张“至高无上”的彩色图案——“白金龙”（一种香烟牌子的包装纸）或“红塔山”（另一种香烟牌子的包装纸）。
庄园里还住着一个古怪而爱大声吵闹的仆人，他姓杨，终日喝得醉薰薰的，孩子们都怕他。他跟随主人多年，公然养成倨傲的神气，但全靠他大吼大叫才给这个安静的庄园内部倾注了唯一的活力。他的衣服油渍厚重、斑驳黑亮、从不洗涤；头上一年四季带一顶稀罕的瓜皮帽，夏天也不脱去。他一天到晚出入于乌烟障气的小茶馆和昏暗的话多的小酒馆，酗酒使他谈吐谵狂、前言不搭后语，脸色不是蜡黄就是酡红。他基本无事可干，只专职饲养三只雪白的大鹅。
这鹅很怪，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又傲慢又费力，但也很美丽。它们一见生人就“嗷嗷”乱叫，陡然变得凶猛无比，好象尽逞了庄园的威风，毫不惧怕地向人直扑过来。
一天下午，鲜述东偷偷带我去了三楼上面的一个阁楼，那里有三间从未有人去过的小密室，唯一一扇小窗永远紧紧地关闭着，因常年无人打扫，到处布满尘埃。
小鲜疾步走进一间密室，搬出一副大镜框框起的照片给我看，这照片几乎有一米长。我从未看过这么巨大的照片，而且与布满灰尘的阁楼相反，显得非常干净。我们真是吓坏了，难道有人每天来擦净这帧照片的镜框，会是谁呢？总不会是幽灵吧？
照片上的人穿着和我们现在的人大不一样。有些人穿西装、梳分头，戴着黑色的圆眼镜或细丝金边眼镜；有些人穿长衫、披马褂，无胡须或有胡须；还有一些人穿很英俊的军服，双手肯定地扶着军刀的把手，军刀直立在向外大大张开的双腿间。照片上的每一个人不管出自什么职业，个个都很神气，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神气的人。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人？
一会儿，小鲜又从另一间密室拿出一把漂亮的军刀给我看。
下午在寂静中丝纹不动，似乎在我们身边观看。这下午的寂静静得令人害怕，似乎连眨眼的声音都能听见。突然，我们同时都吓坏了，小鲜立即将东西放回原处，我们惊叫着一起奔下楼来。
翌日清晨，我上学途经鲜宅高墙边时，再也没见到一个我每天此刻必见到的老头。放学回家后，听说他已于昨天下午死了。他就住在我家楼下，同我父母在一个邮电局单位工作。我觉得非常奇怪，昨天早晨我还听到蒋老头咳嗽。他死之前数年如一日每个清晨定时（6点到8点）坐在鲜宅高墙下一片青翠的斜坡上咳嗽。他总是尽力弯腰，努力从薄如一页的胸部震出铿锵的金属声，接着把一口深绿的浓痰吐在无辜的青草和长满青苔的斜坡上。他似乎对鲜宅的庄严和宁静厌烦透顶，要争分夺秒吵醒什么……他偶尔抬头，死死盯一眼过路上学的孩子或不远处一个红光满面正在打太极拳的胖老头。而我觉得他相当恨我，不知什么原因；每当我上学从这里走过时，他都要绝望并专心地恨我一眼，然后坚决地弯下腰去吐痰。他最后的咳嗽声如此残忍，以至于我一想到他就想咳嗽。
随着清晨咳嗽声的亡故，鲜宅重归宁静，但这是它最后的宁静；当时间终于如释重负，鲜宅已悄悄来到它毁灭的前夜。
文革在发展，学校在放假，下午在获救。而文革初始，鲜家的人全被赶走了，家也被抄了，一家人迁到市区解放东路一幢拥挤炎热的“社会主义”大楼去住。杨仆人由于被控酒后造谣（他一贯爱说国民党马上就要反攻大陆）“革命群众”把他痛打了一顿，打完之后，他就消失不见了。
此时，鲜宅已彻底成了孩子们白天的乐园。孩子们在这里打闹践踏，留下生气和创伤。黄昏时，大人们也去那里乘凉，聊天、吐痰。有时大人们也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在这里举行集体活动，比如讲革命故事、听革命歌曲、看革命舞蹈。大人和孩子们在这儿混为一谈。鲜宅，这个昔日著名的私家大花园如今成了“人民公园”或“小造反派”们的游乐场。
一个夏日黄昏，吃完晚饭后，我和一大群孩子坐在鲜宅的大草坪上，夕阳的余辉把四周遍布伤痕的小树林的叶子染成暗淡的金黄，晚风从江面吹来（60年代的嘉陵江依然从鲜宅下面流过）。无限凉爽。好动的儿童们在静静地等待，一个故事即将开场（文革时我听故事的生活也从此开始了）。
一个清朗矍铄的老者慈爱地看着围坐在他周围的孩子，清清嗓子，抑扬顿挫地说道：“今天，接着昨天欧阳海的母亲被地主逼死后的情形讲起……”我入迷地听着，被欧阳海童年的“斗争”故事所吸引。这就是我听的第一个故事（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一群持枪的中学生红卫兵宣布占领鲜宅并把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设在这里。鲜宅一夜之间又成了指挥革命运动的神秘大本营，这旧时代的院落被赋予一种新的神圣的“左派”意义。孩子们当然不能再在这里随便玩耍了。青春的红卫兵荷枪实弹日夜守卫着，他们的“主脑们”就在这里日理万机，夜夜窗前亮起“八角楼的灯光”，直到黎明透出曙光。
漫长的“欧阳海之歌”嘎然而止。新的故事开始了。主讲者再不是老头则是小青年，地点再不是鲜宅而是外面。“欧阳海之歌”已成昨日黄花，“一双绣花鞋”在轻轻走来。
那时听得最多，记得最深的就是百听不厌的恐怖故事《一双绣花鞋》。虽然故事情节是固定的，但每一个主讲者自有一套吸引听众、制造惊险悬念的方法。一个邻居的大孩子成了我们新的主讲人（在这之前，他对我讲过巴金的《憩园》，他说过一句令我难忘的话：“你一定要把‘憩园’想象成鲜宅，这样你听起来就象真的了）”。他除讲故事外还喜欢用普通话在下午模仿阿尔巴尼亚电影的中文配音，喜欢半夜三更唱歌，喜欢上午练习辩论术或读偷来的书。他在一个前呼后拥的夏夜以青年人才具有的敏感的声音向我们一群10岁的孩子说道：
“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一个冬天的夜晚。大街空无一人，只有枯叶在空中翻卷或在地上扫过时发出的响声。
这时，一个打更的老头独自敲着梆子来到街头。他的眼睛在昏暗街灯下发出浑浊的幽光。突然他一抬头看见春森路5号一个独立院落的一幢旧洋楼三楼的一间屋子亮起朦胧的灯光，那灯光在黑暗中象一个飘浮不定的幽灵。
他暗自想到：这是一幢常年无人居住的楼房。房子的主人早已浪迹天涯、杳无踪影，怎么灯会在这个寒冷的深夜亮起来呢？
打更人是不怕鬼神的。他迈着年老蹒跚的步子、借着残存的酒意向亮灯的地方走去。
他慢慢推开吱嘎朽坏的大门，走进院子。一股冷风扑面而来，他打了一个寒噤，然后壮起胆子一步一步走进楼房。打更人一级一级登梯上楼。突然，一声惨叫划破冬夜，打梆的锣随着他整个人乒乒乓乓跌下楼来。老人面色苍白、双目暴突、惊吓而死。
接着，昏暗的三楼阶梯边沿出现了一双精致小巧镶着银丝边线的黑色绣花鞋，鞋的头部有一朵赤红的小花，就象蛇正吐出它致命的细舌……”
这“一双绣花鞋”开始的场景多象鲜宅啊！孩子们挤成一团，都不敢大声出气。仿佛夏夜已变成了寒气逼人的冬夜，仿佛某个神秘的黑影就要显身并一把抓走或杀死其中一个孩子。这时我们什么也听不见了，除了叙述者平静而耸人听闻的声音。多么奇怪的儿童的天性，越害怕就越要听，越听就越刺激，越刺激就越快乐，越快乐就越是我们的夏天。从恐怖的夏天到欢乐的夏天，真是妙不可言。
为了暂时减轻大家的恐惧，有时一个稍大的孩子会指着河的对岸说：“看，炮弹正打向二轻局的大楼了。”
晴朗的夏夜，星星闪烁（明天又是一个大晴天），一发发炮弹象光芒四射的流星织成音乐的旋律，飞越黑夜沉沉的嘉陵江上空，穿梭般地在二轻局大楼爆炸。二轻局大楼恰好位于嘉陵江桥头，是战略要地。
两派的对攻开始了……孩子们又欣喜地转向听故事，直到故事结束。
真正考验每一个人的严重时刻到了。黑夜，树影、晚风、炮声、故事……一切都使我产生一个幽灵出没的幻觉，一个残杀者紧跟在我的身后。我必须鼓起“超人”的勇气向前。
我从慢慢地走（强装镇静）到飞速地跑（惊恐万状），终于跑进我家所住的大楼。最可怕的一段已经到达；已死去的蒋老头的房间、黑暗的楼梯，楼梯的拐弯处、危险若人的杂物……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潜伏着一根指头、一双脚，都可能发出寒冷的笑声或毛骨悚然的咳嗽，都可能有某种东西向我迎面走来，杨仆人的瓜皮帽、镜框里的一袭空荡荡的长衫、一只死者仇恨的独眼……我全身僵硬，忘掉了恐惧，毛孔在扩张。这时，我只要有一秒钟挺不住，就不敢上楼、不敢穿过走廊回到家中，就可能往回跑，跑到亮处去。而门已消失，挺住意味了一切。而这一切都使我无法摆脱鲜宅空寂的幻影……
不久，随着“武斗”升级，鲜宅成了另一派别的主攻目标。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鲜宅燃起了熊熊大火。我家住的那幢大楼就紧靠鲜宅（仅一墙之隔）。大火凶猛乱窜，借着风势很快就要烧到这边，火苗几乎已经点着我家大楼屋顶的一角。整幢楼的人包括我的全家收拾了一些必备的东西赶紧出逃。我却只拿走一个大纸盒，里面装有十几本连环画、一些珠子、糖纸、香烟盒，这些当时儿童普遍的玩具寄托了我多少幸福的希望，这希望在黑夜的大火中被一个孩子牢牢爱护、没有半点闪失。很快，消防队的救火车赶到了。消防队员和惊慌奔逃的人乱作一团，但毕竟迅速的灭火行动展开了。灭火中，天公作美，突然降下大雨。火焰在大雨、消防队，混乱的人群夹杂下熄灭了。鲜宅化为一片焦土。而我们故事的主讲者，那个邻居的大孩子却在这场鲜宅大火中神秘地丧生，一颗子弹宿命地卡在他曾滔滔不绝的喉咙上。我看到了他的尸体，他居然死后还胖了一点、脸也更白了。
第二天，人们又回到各自的家。重新开始了劫后余生的流水账式的生活。
空气中还残存着一股昨夜烧焦的糊味，未燃完的余烬伴着一缕缕青烟迤逦、升腾。下午时分，我看见了鲜宅的女主人，欧阳英丽。她正从我家三楼的一个过道的窗口凭窗眺望已变成一片黑色平地的鲜宅。“灯火下楼台，笙歌归院落。”仅仅一夜就化为一声唏嘘，它昔日的古老和温婉就彻底灰飞烟灭了，连一丝痕迹也不留下。
她在深深地哭泣。我第一次看见一位美丽的妇女哭泣的样子。她的哭泣是那么悲恸，悲恸得没有声音，只有无尽的泪水默默地流下。仿佛她一生的泪水都是为此刻准备的，仿佛她要在这一刻静静地流完它。她轻轻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雪白的手绢，半掩着面孔，只露出两只漆黑而忧伤的眼睛凝视着鲜宅。她似乎突然产生了勇气，她要把这最后一幕永远记住。就象她要把过去的再不复返的幸福时光，她青春年华在那儿度过的欢乐之谜牢牢记住一样。然后，她慢慢转过身来，并没有因悲伤而失态、而愤怒。她没有声音，更没有嚎啕大哭，只是微微颔首，走下楼来，一去不回头地走了……
我也在时光中走着并没有忘记鲜宅。
十几年后，1984年，我乏味的生活进入诗魔的第二年。一天夜晚，我“下午”般的神经质突然发作，不相关的片段闪烁、刺穿、唤醒童年，“鲜宅”奇怪地浮出了我意识的水面，究竟是什么引起这个念头的？美已来不及捕捉，它已从一个既熟悉又新鲜的恐惧开始了、发生了、叩响了……为了镇静这种恐惧，我不由自主写出了：
夜里别上阁楼
一个地址有一次死亡
那依稀的白颈项
将转过头来
……
——摘自《悬崖》
诗中的阁楼其实是西南师范大学校园（这校园古老、美丽、凄凉，象一个放大了的鲜宅）行政楼花园旁的一个小亭台。我夜里常在这一带散步，每次都远远地看着这小亭台但从不敢接近它，更不敢登上去。这小亭台在夜色中让我产生一个幻觉——它就是鲜宅那神秘莫测的小阁楼——我恐惧的“悬崖”。念头（诗之念头）就是从这小亭台开始的，然后渐渐朝前，直到耳边重响起我和小鲜奔下楼去的尖叫声。诗中的貂蝉在夜色里一定也穿着一双黑色绣花鞋来回游荡……
随着这尖叫的余音和童年夏夜归家的脚步，我惊异于我这样的诗句：
娇小的玫瑰与乌云进入同一呼吸
延伸到月光下的凉台
和树梢的契机
沉着地注视
无垠的心跳的走廊
正等待
亲吻、拥抱、掐死
雪白的潜伏的小手
以及风中送来的抖颤的苹果
……
——摘自《或别的东西》
当这第二首诗写出来后，我不仅没有镇静住我童年的恐惧，反而这恐惧更强烈了。我总觉得房子里有人在死死盯着我或某个白色的幽灵正在从黑暗楼道深处飘来；我能否熄灭那潜伏地盯我并恨我的眼睛？我恍然觉得那蒋老头并未死反而向我有力地笑起来，那中弹的主讲者年轻的喉咙在敏感地疾动。我赶快将这两首诗的草稿揉成一团扔出窗外，将写成的诗藏起来。
突然，我从书桌上一面小镜中看见了自己因惊恐而升华了的表情（昔日的表情，10岁的表情？），一个“自我”的断然缺席。我的理智尽了最大的努力（大约3小时后）才把我脱离的形象重新找回。
夜还在继续，室内强烈的日光灯发出轻微的电流声。就这样，我带着复杂的害怕之情（童年的恐惧经验、成年的挫折感，对寂静、孤独的害怕，对生命在暗夜中可能突然中断的害怕以及数不清的害怕……）平安地度过了这一夜，迎来了第二个黎明。
我的同学小鲜也迎来了他第二个醉眼惺忪的黎明。他在银行工作，是一名优秀职员，闲时饮酒、下棋，寡言少语。仿佛一觉醒来，他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仿佛一夜火过，鲜宅或一个恐怖故事就成了我们之间的遗物。
美的行刑队
“啊，独自一人等待时光的流逝是多么痛苦。”（里尔克语）美却让我从“恐怖的乡愁”中飞了起来，美的行刑队，一名女队长？她哈哈大笑地带领我走完最后的“计划经济”抒情时期——青春——极乐——深渊。
“时光流逝的痛苦”在8月一个清风送爽的上午豁然开朗，一束嫩黄色的柔光浸入他的卷门珠帘（她穿着一件嫩黄色的连衣裙走进来了），一个美人带来了闻所未闻的笑声。她不断在她结实而丰满的小腿上擦香水，我赋予她香甜绝伦的洁癖以“自由女神”的概念。她突然出现令我象一个刚刚学习恋爱的中学生那样，我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跟着她，似乎随时可能从车上摔下。
时光的流逝已来到一个“美”的关头，夏天就要脱下她的黄裙。在一个迫在眉睫的夏夜（8月10日或11日），我饮下一杯心跳加快的桂花酒。突然里面的声音消逝了，他们刚才还说呀，笑呀……他没有谈到我的渴求……多么悲哀呀，我生气了，关掉房间的电源，她在黑暗中爆发出一串开心的大笑，我在黑暗中又饮下一杯苦酒。他走出来，我走进卧室，灯又重新照亮房间。她散漫而舒适地坐在床沿，紧张而羞怯地看着我，眼神似醉非醉，我坐在她的身边，不知说了一些什么话，语言唐突、急切而微妙，突然我猛地失去了意识把头埋向她凉快的胸口，她好象痛苦地抽搐了一下（思想中断如电路中断）叹息着抱住了我的头。声音再次消失，心跳接近夏日正午的白热，我沉沦于一片空白，甚至忘了外面的他。“难道这就是我从未奢望过的艳遇，一个倏忽即逝的节日的热烈梦景……”这艳遇在多年以后另一个夏天的正午沦落为一个极其平淡的故事。她满怀感激让我再次拨弄她敞开的母亲的乳房，她熟捻而灵巧地为我手淫……象一个黑夜中温柔的绣花女轻描淡写地绣着她色情的“老三篇”。色情的日常性又回到最初相识的一刻，在那遥远的夏日，一个荒凉的舞池，一个人正凄厉地歌唱，她慵懒地舞蹈着日趋丰腴的肉体，旋转着美的疲劳和夏日的寒冷。啊，她的眼睛如此漆黑，旧梦归来依然相似……
第二日曙色未明我们三人就动身出发去川西草原。在一阵忙乱之后，我们已坐上一辆开往黑水县的长途汽车。恰巧他也坐在一个艳光四射的高大女模特儿身边，他俩一路谈笑风生，显得诙谐有趣。她告诉他，她的一件不幸爱情，她去黑水县看一个多年前独自一人去了山区的男人，他因爱她而远走他乡。当他们轻松自如地进入他们旅途的爱情游戏时，我却静静地听到我的“自由女神”谈到：“我还在当学生时，一个夜晚，我从图书馆返回寝室，一个瘦弱的男生从黑暗中小心翼翼地走来递给我一封信，然后他痛苦着好象马上就要倒在地上，真让人又伤感又害怕。”她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爱情旧事，“另一个人，唉，他太胖了一点……”盛夏的酷热已经褪尽，米亚罗——一个美丽的地名，我们正依山而行途经它幽森的美丽，耳边震响着轰隆的流水声，流水声里漂浮着随波逐流的巨大圆木，浸满水珠的竹林正迅速地撼动它成片的苍翠。深山的凉意阵阵袭来，沁人心脾。
日暮时分，我们到达黑水。一下车我们就直奔县委招待所，沿途她受到一些女山民的围观。当我们停下来买一些日用品的时候，大胆而淳朴的女山民甚至用惊喜的手指抚摸她雪白的耳坠，睁大眼睛友好地盯着她，误认为是深藏于幽林中的“仙女”偶然来到一个街上的铺面。
清洁的山村远离城市，没有一粒尘埃。晚风吹动，树声喧哗；几缕炊烟，山高于天。我和她的艳遇来到一个万籁俱寂的“桃花源”，幸福在渐浓的夜色中被纯粹地听、闻、惊讶与发现。我和她在一起，他在他的房间看书。
在深夜她盖着温暖清新的被子躺在床上，这里没有夏日，天气永在深秋，就在这恍若秋夜的一刻，我随意地斜躺在她的脚边为她轻声朗诵蒲宁的《秋天》：
“那么明天呢？”她俯在我的头上说。
我抬起头，凝视着她的面庞。海在我身后如饥似渴地呼啸着，白杨耸立在悬崖上，显出高大的树影。它们也在狂风中呼喊……
“明天会怎么样呢？”我也重复着她的问话，无限的幸福使我热泪盈眶，我觉得我的声音都颤抖了，“明天会怎么样呢？”
她久久地没有回答，只是把一只手伸了过来，我摘下手套，吻着手，吻着手套，享受着这上面的微妙的女性的芬芳。
“是啊！”她慢慢地说，在星光下我看到一张苍白而幸福的面孔。“当我不是姑娘的时候，我曾经时时憧憬幸福，但我总觉得我憧憬的那一切都很平庸、无聊，然而今天这一夜，我觉得也许是我一生中最不同于现实生活的经历……”
“明天……”我听见她轻轻地声音在回应着书中女主人的声音。她朦胧的眼神在黑水的乡间憧憬着莫测的未来……她突然一下将我抱住，打断了我创造的“秋天（或明天）的戏剧”。我们已经明白了彼此再不需要任何交流，交流甚至朗诵已成为虚伪的“饶口令”或负担，我们默默地沦入黑暗的长夜里，倍受艳遇忧烦的蒲宁被黯然神伤地放在枕边，这个难得的夏夜在近似于秋天的灯光下注视着从俩人扩大到万物的幸福夜，她笔直的长发已经垂下，她幽凉的双腿变幻着自由意志，激烈仿佛要冲破一个局限，她呢喃着，呼唤着，一次又一次把我催往美的疲劳中……
“只有今夜，而明天……”我在短暂的神往中想着，一阵有力的翅翼的拍动让我惊醒，啊，一只彩色闪亮的蛾子不知从何处飞进室内，它正停在惊愕的天花板上，唯有寂静的电流声伴奏着它一动不动的缤纷。
多美呀，一只蛾子
它带来生与死的重量
带来一个梦想的从未到达的草原
山道滑坡，无法通行，我们最终没有抵达美丽的草原。但就象蛇已脱下它的旧皮，我从一个昔日伟岸的女巨人到达一个哈哈大笑的女人，从一件紫衣到一个件黄裙。
女人再不是红色娘子军式的色情想象，也不是布罗茨基在《少于一》中一副《入团》的绘画所焕发的“社会主义式的蓬勃性欲”，更不是一个女中学生在1966年盛夏临空劈腿、冷若冰霜，肉体内部的象征系统（超我或自我）被摧毁了，连衣裙的颜色消失了，本能露出了血的峥嵘。肉体的密码拨开色情的杂耍，抒情的幽径通向大腿沦陷的康庄大道。我10年延宕的青春如茫茫夜空慧星最后尾巴的闪过——一个转瞬即逝的惊叹号。啊，黑水县，啊，哈哈大笑的女人或严肃的女巨人，酒精过后我只想睡觉。
唐诗小传与唐诗人生
唐诗，当我们说出这个词时，我们不禁要问，它出生何处?它是什么样子?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犹如长江黄河是从最初的一滴水开始的那样，唐诗漫长的故事(或出生)也有一个开头。
第一声唐音是从隋末卫州黎阳的一株神秘之树奏响的。黎阳城东十五里处，有一户人家叫王德祖。相传这一年，他家一株林檎树生了一个巨大的瘤子。三年后，这瘤子朽烂了，德祖见状，将那裹在瘤外的树皮撕开，其中蹦出一个孩子来。德祖大惊大喜，当即收养。这孩儿长到七岁时，突然开口问道：“谁人育我?复何姓名?”德祖指点院中树木并告之为林木所生。遂得名王梵天，后改为王梵志。
从那株树开始，我们首次听到唐诗中王梵志预言家式冷酷的声音；接着是寒山忽东忽西的狂言，再接下来是王勃彗星般短暂的清歌、苏味道的小杰作、宋之向的小忧歌……接着是更多的声音，更多的样子，更多的道路，更多的光。而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是陈子昂那近乎天人的歌声。他在幽州台发出了真正意义上第一声具有开国气象的浑厚力大的唐音。初唐的光荣由此在他手中完成了，唐朝的大道也从此被最初的青铜之光照亮了。
接下来，唐诗的天下被三分春色：一分为仙，一分为圣，一分为佛。马蹄在嗒嗒地响起，当李白已在长安城笑傲江湖、狂歌痛饮，过着他飞扬跋扈的诗仙生活时，盂浩然仍在鹿门山或醉卧松月或怀愁独行。而杜甫刚以少年天才的文名出入于岐王李范的华宅。在那里，这位“开口咏凤凰”的小诗人正安静地听着闻名帝国的歌唱家李龟年的歌声，也许在座之人都没想到，这位少年的日后会成为“暮年诗赋动江关”的一代诗圣。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奇迹出现了，老王维写出了《辋川集》，“世界被创造出来，实质上就是为了达到一本美的书的境界”(法国诗人马拉美语)。《辋川集》所达到的美的境界是中国精神中最宁静、最自然的部分。它所定下的标准从此成为中国诗歌的—个标准。如果说李白是仙人，只在天上飞；杜甫是圣人，只在地上走；那么王维就是佛与美的化身。
在经历了仙、圣、佛的“三国演义”之后，开元盛世也随之落下了帷幕。然而盛唐之音并未就此中断，王维、孟浩然依然后继有人，韦应物、刘长卿等辈承传其香火并续步其淡泊宁静之后尘。白居易(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笔者至爱)、元稹、韩愈等辈也沿着杜甫辟开的大道各发一枝鲜花。元、白为老杜的新乐府正其大名，韩愈则全力采摘老杜的语言，并从其古诗中蜕变出之。这时虽有“大历10才子”的伤感，细致之笔反盛唐伟岸高华之气，但终由于其成就不高，无法代表中唐之音，仅学了点王、孟的皮毛，无多大独创性。真正属于中唐自己的声音还须时日，直到孟郊、贾岛的出现，才以其瘦骨清寒、硬语盘空的诗格，别开出一个小生面。闻一多曾说孟郊的诗有一种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味道(说得很怪，笔者厌恶)。但二人绝不能担当中唐的重任，中唐的大旗还得等另一个人来树起，他就是李贺(已成神话了，又觉无趣)。这位身体细长、青春早逝的诗人几乎是在诗中自铸语词，并独创一个传统。纵观中唐，虽未出现巨人式的人物，但仍是诗家辈出，其数量之多，不可不谓群星璀璨也!
世间万物，有兴必有废，有生必有死。当唐朝结束之时，自然也是唐诗寿终之时。但最后的歌声总是瑰丽夺目、催人泪下的，在“梦里不知生是客，一晌贪欢”的晚唐，当杜牧这位“嗜酒好睡”的风雅公子梦醒“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扬州后，温庭筠却再接再厉，走马灯式的迎接着满楼红袖。韩偓这位“雏风凤清于老凤声”的诗人在一边悄悄写着色情的《已凉》，韦庄只为古金陵的消失而连连叹息。富贵温柔的暖风、江南镕金的楼头，晚唐诗人争相陶醉在这迷人的风月里。
然而另一颗星辰却以无限忠贞与痛苦唱着“昨夜星辰昨夜风”，他就是李商隐。这位晚唐最守身如玉的诗人以“夕阳无限好”的预感，提前感到了黑暗将临的那一刻。短暂美丽的夕辉是那样刺人心肠，那样让人流连，那可是大唐最后的白银啊!李商隐点燃了这光，杜牧及其他诗人也点燃了这光。之后，一切便很快地沉人了黑夜。
1997年11月，我与一位画家朋友张奇开在德国南部作了一次游历(此行的目的是去图宾根大学见我多年的诗友张枣)。大约是11月10日一个黎明，由于前夜的兴奋我很早就起床了，独自一人来到斯图加特Solitude城堡外这片开阔而青翠的高地，远望南德的壮丽山川(是周遭天地悠悠的景色还是某种自我的伟大悲悯?我一时很难说清)，突然，一种油然而生的内心悸动竟使我脱口朗诵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一具有中华民族开国气象的唐音如此亲切而真实地响在了我的耳畔，而我面对的却是异国他乡的风景。这似乎有些古怪，但声音又是那么真切。
几乎与此同时，我还想到了离开柏林前夕在接受一位德国汉学家采访时曾问过我的一句话：“你们中国自古以来写诗的人就很多，有趣的是为什么当官的人都要写诗。毛写诗，邓不知写不写?”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我竟一时不知从何作答。后来转念一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可以如是简略地答道：从写诗到当官，再从当官到写诗，这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以唐朝为例，科举考试中就有写诗这个题目，而且唐朝的诗人几乎都当过或大或小的宫。为何单指唐朝?因一般人所说的中国诗其实便是唐诗。话又说回来，要回答这位汉学家的问题，还得从唐诗说起。还得从中国诗与中国人生活的关系以及为何如此多的中国人喜欢写诗的原因说起。
孔子早就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可见学诗对每一个中国人的成长多么重要。孔子又说：“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能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这段话又可见学诗之益处多多，当然学诗者也就多多了。从古至今，小孩发蒙，家家户户无不必备《唐诗三百首》作为最优秀、最踏实的文词与修养的训练教材。
有关中国诗歌(即唐诗)的议论，林语堂却说得更全面(他不像孔子仅以微言大义来说)。他说：“中国文人，人人都是诗人，或为假充诗人，而文人文集的十分之五都包含诗。中国科举制度自唐以来，即常以诗为主要考试科目之一。甚至做父母欲将其多才爱女许配与人，或女儿本人的意志，常想拣选一位能写一首好诗的乘龙快婿。阶下囚能重获自由，或蒙破格礼遇，可能就在于他有能力写二三首诗呈给当权者。因为诗被视为最高文学成就，亦为试验一人文才最有把握的简洁方法。”
接着林先生又说：“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盖宗教的意义为人类性灵的发抒，为宇宙的微妙与美的感觉，为对于人类与生物的仁爱与悲悯。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或活跃的情愫……而中国人却在诗里头寻获这灵感与活跃的情愫。”
再接下来，林先生还说得更好：“诗又曾教导中国人以一种人生观，这人生观经由俗谚和诗卷的影响力，已深深渗透一般社会而给予他们一种慈悲的意识。一种丰富的爱好自然和艺术家风度的忍受人生。经由它的对自然之感觉，常能医疗一些心灵上的创痕，复经由它和享乐简单生活的教训，它替中国文化保持了圣洁的理想。”
的确如此，我们心灵中各种复杂的感受与情愫，比如痛、爱、恨、乡愁、离别、苦难、欢乐、光阴流逝引起的无常之恸以及人人必须面对的生死关头等等，无不一一都能在唐诗中找到相对应的解答与表述。它是良药，可医治我们的创伤；它是一种特殊的气，或可使我们延年益寿；它也是美酒，能振起我们难以言说的狂喜。总之，“它是心灵的健身器与心灵的常用品”(马松语)，它让我们的身心永葆健全并完美如初。
不是吗?又且看如下说来。
我在solitude城堡时，就曾因感叹生之有涯而朗诵胨子昂《登幽州台歌》，以其来安慰我对光阴流逝的哀痛与死亡的恐惧。我似乎在朗诵中精神为之一振，刹那间获得了永生的感觉。
我过去的一个朋友曾在表达对我的思念时说过：“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杜甫)。那意思是邀我同居山中，共度余生，彻底放弃人世的纠缠与烦恼，做一名现代隐士。这样风雅的人生不觉又让我想起了“迷花不事君”(李白)的孟浩然。在李白的眼中，他可是”风流天下闻”啊!
而在平和的家居生活中，我们又会对孟浩然“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的形象心领神会。这可是孔子所说的“寝不尸，居不容”的形象呀。在此，我们似乎已彻底抛弃了终日劳碌的紧张而让身心完全松弛下来。
当我们要破译死亡的密码时，我们自然会想到寒山的“冰水不相伤，生死还双美”。
当我们要表达友谊时，我们会在洁白的纸上写下王勃那家喻户晓的二行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当一名青年书生决心投身军旅时，他定会朗诵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或岑参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一夜风流之后，思妇们会吟唱：“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沈佺期)
倘在春夜里把酒歌唱，我们会低吟：“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陈子昂)
老游子们归来，会集体背诵“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贺知章)。
面对像春节这样的良辰美景，我们又会对海峡对岸的同胞高唱：”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
如今每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小学生都知道，“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
如今中国人对早春的一般感受仍然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
毛泽东曾在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二句诗中发现了“意志”，我们也在他的“一片冰心在玉壶”中发现了冰清玉洁的人格之美丽。
王维不仅为我们传达出“渔歌入浦深”的人生妙悟以及他那“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山居生活的况味，也为我们指出人之一生有明也有暗，但最终人生是有希望的，那正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不又正是刘禹锡那二行名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吗?
去过新疆的汉人，会再次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画面所感动。
处于相思的情人最爱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王维)
在年复一年的新春佳节之时，我们永远只说一句话：“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
在年复一年的别宴上，我们又永远只说两句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
在一代又一代人途经三峡的船上，谁人不凭栏背诵太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呢?
有人说：“捉酒须结韵友”，那不正是太白式的“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吗?
观妓时，我们会说；“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张祜)；对月时，我们会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赏花时，我们会说：“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杜秋娘)；登山时，我们会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待雪时，我们会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泛舟时，我们会说：“水面细风生，菱歌慢慢声。”(王建)
如今一些都市中人欢喜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此种生活不正是唐朝“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的生活吗?那正是晚唐富贵温柔的扬州生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如此“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生活，今人虽在夜夜经历，但又有谁人能像唐人那样表达得透彻入骨、刺人心肠呢?
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那些商人之妻当然最能体会太白《江夏行》中二句：“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然而重压下的商人有时也去乡间别墅度假，消得长夏的光景，享受简单宁静的生活，这时他们也会尽情体会”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杜甫)的乐趣。
一种“农家乐”式的生活正在都市风行，那其实又是在重返唐人的感受，即盂浩然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或杜甫的“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之感受。
张爱玲年轻时最爱说一句话：“出名要赶早呀!”看来她是相当深入地体会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的至深道理。
下面我还想说两个真实的故事。我的一位朋友曾因事下狱，入囚室的当天本应遭同室犯人一顿毒打，然而由于他朗诵了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结果反而让一室犯人痛哭起来。我的另一位朋友长期被他所在单位的宣传科长打压，一天他终于忍受不下去了，突然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接着便破门而出，从此走上了江湖之路。
人生如此之短暂，大快活又如此之少，我们理应倍加珍惜光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此首《将进酒》，正是我们苦难人生中最大的欢乐颂，国人至今无不能倒背如流。
唐诗的大道还在继续向前，它的美还在令我们应接不暇……
当怀乡时，我们说：“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杜甫)。
当颓废时，我们说：“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杜甫）
当忧愁时，我们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
当追忆逝水年华时，我们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李商隐)
当恋爱时，我们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或说“身无彩风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
当失恋时，我们说：“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当面对一位贤德的妻子时，我们说：“未谙翁食性，先遣小姑尝”(王建)；而面对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时，我们又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
当遭遇一桩未竟的艳遇时，我们却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
当功成名就、激流勇退之时，我们就说：“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杜甫》
最后当衰老时，我们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天涯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李商隐)
唐诗无穷的魅力，还可以无穷地这样写下去，但就此打住吧。问题已经清楚了。唐诗虽是发生在中国7世纪的故事，至今已有1000多年了，其中又经历了多少物换星移、朝代兴废，但依然离我们那么近，那么亲切。唐诗甚至成了我们每个人饮食起居的一项，就像我们的身体需要粮食、肉类、蔬菜、水一样。我们的心灵无时无刻不需要唐诗的安慰，没有唐诗，我们的心将会麻痹，“失去活跃的精愫”(当然也永失灵感)，又犹如我们没有空气会死一样。
唐诗的确与我们的人生息息相关，唐诗的日常性的确堪称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如果没有唐诗，我们又的确难以想象，中国人能够活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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