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问：吴晨骏
回 答：荆 溪
吴晨骏：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创作的？你进入诗歌创作之初，受到过哪些诗人的影响？
荆溪：最近在整理旧物时翻到十几本日记，我发现我最早在初中一年级下学期时开始使用分行方式来记录事情和感情。真正进入自觉的写诗，大约从1993年发表第一首诗开始。能够发表，是一个鼓励。对于我这样曾经极度自卑内向的人是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
初、高中时代写的诗可能是无意识的。功课繁重，为了节约时间（在学习上我是比较笨的那种学生）写日记就尽量简洁。那时爱好文学，但偏爱散文，对诗歌倒没怎么注意。但是因为在日记本上时不时地使用诗歌形式，自然也就关心诗歌了。家里穷，没买过一本诗集。抄过舒婷、顾城、北岛的诗歌。高二期末时拾到一本《莱蒙托夫诗集》，据说是我们一中那个发疯的女生（听说读尼采读疯的）被拖走之前落下的。大学时读过普希金、雪莱、拜伦、泰戈尔、帕斯、叶芝、艾略特，徐志摩、戴望舒、余光中、冰心等等，却没有很系统很认真地对待，那时迷恋着我们的古典散文、诗词。总觉得自己思想不成熟，因此对人文社科类书籍更感兴趣。对神秘的宗教有一种说不清的热衷，因此也读了些相关的书籍。
我觉得自己一直是在学习写诗来着，根本谈不上什么“创作”。我很惭愧，因为自闭的性格，长期以来没什么诗友，更谈不上交流，因此很闭塞。之所以一直没有间断写诗，我想是因为她已经渐渐融入我的生活了吧。
这几年在我个人身上不断发生事情，使我改变很多对人、事的看法。也许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吧。每个人都是要遇到事情，然后才长大的。大约1年时间我的写作状态很差。成长令人窒息。自我调节之中，我总觉得有某些东西如梗在喉，我要破坏，以破碎反破碎，这种冲动时刻纠缠着我，但是诗写自身却不知所措。我好像突然失去了表达能力，或者说我从前学习的表达方式已经不再适合当时我的需要。每到寒暑假时我四处漂泊。忘了危险，独自走过很多地方……也许是要在这种自我放逐中忘记什么，寻找什么吧。
2002年因为工作关系我得以天天接触到电脑。在网络上我找到的第一个诗歌论坛是“第三说”，由此结识了安琪，康城。他们给我寄来了《任性》、《康城的速度》、《第三说》等书籍。《任性》对我的阅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我迷失在它的速度、力量、破碎、新奇的语词组合……使我产生极大的快感。我似乎明白我要找的是什么了。
事过境迁，我的生活逐渐平静；我遇见安琪，她的诗歌给了我新的血液。我在网络上还读到很多优秀诗人如王小妮、翟永明、赵丽华、余怒、于坚等。我觉得诗歌不会孤独，作为一个诗人，哪怕仅仅是一个热爱诗歌的人，她也永远不再孤单。在那些优秀诗歌里我感受到语言所迸发的一种新的力量。我感觉我在一夜间复活了。
吴晨骏：能谈谈你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吗？你认为你的个人经历，与你的诗歌创作的关系是怎样？
荆溪：我从小觉得自己身份不明。因为我与父母、姐妹们的长相实在太不一样了。也许我太神经质。因为我的母亲非常非常地疼爱我，简直是溺爱那种。远远超过了我的其她三个姐妹。我的经历总结一句就是：它造成了我的任性、懒散和不定期的自闭。
真正有个性的人才会跟诗歌发生真正纯洁的联系。我觉得是这样。懒散和自闭使我与现实生活隔膜，使我很不习惯像工作、单位、会议这样的场合。但是只要我与我喜欢的人在一起，跟同类在一起，这种情形就会有所改观。我是有双重性格甚至多重性格的。你说我是个病人也行。在我眼里，社会的人都是病人。人类都有病。
吴晨骏：你觉得，你自己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诗歌是哪些？你对它们有什么样的自我评价？在那些诗歌中你想表达什么？
荆溪：到目前为止我的诗就是我，我的遭遇。
我习惯用“喜欢”或“爱”来对待我写的诗。这是一种迷恋的状态。只有迷恋才能使我对事物产生感觉。我的诗以2002年9月为分水岭。前期——我喜欢我的“前妻”比如《水鸟》《水的意象》《乌鸦》《水车村》《太阳雨》《云游》等，不是说这些写得特别好，而是因为当时有些特别的事情发生在里面，结果被我以诗的感觉和方式记录下来了。当然这些诗也很能体现我前期的诗写特点：倾向于传统诗性的精致打磨，透明而纯粹。而我的“现妻”，作为一种自身情感堆积的需要，和写作突破、策略调整，起先有意使她复杂和断裂，在密集的生活现场捕捉瞬间感觉，激发各种幻像，表现那种或仓促，或慌张，或拥挤，或杂乱，或荒诞的情感/情绪波荡的现实生活。比如《听安集（组诗）》《七月二十八日》《在漳州（组诗）》《雪白张家界》等；后又有结合语言的新体验回归纯粹的迹象，如《失败的树叶》《春天，一行蚂蚁》《影子》《从波浪上抵达》等。有意识地进入诗歌的语言生命与人类（女性）精神存在有益结合的探索与实践。安琪认为我这段时间的写作是“独特的幻想和现实夹杂的语境，各种跳跃的生命力词素此起彼伏，令人惊讶和惊喜。”（安琪《福建诗踪：1900
—2003》）。这样的肯定和鼓励使我感到安慰。安琪、余怒等诗人的作品使我认识到诗歌不仅需要写作意识，更需要相应的语言操作能力。我愿意用一种崭新的眼光去发觉语言。目前的诗写也还在不断整合之中。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向内的诗写特点，体现为对事物的知觉、感觉和体悟。有的人喜欢“听”我的诗歌。像还非兄，他说“我只是在这些作品的阡陌上跟随她文字后面，想象自己看不见一切，只凭两只耳朵，来倾听她在前面发出歌唱的声音。”（《我在荆溪的诗歌阡陌当一回瞎子》）。初写的时候总是盲目的、幼稚的。后来慢慢认识到要找到诗中的着力点。在诗歌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很基本很强烈的因素——个性情感的贯注。
我一直很关注女性、女性的作品。也许是因为我本身的女性身份，对向来处于弱势的女性更多一重关爱吧。有意识地在诗歌中融入女性身份，试图表现现时代的她/她与她/她们之间的情感及其方式，她们的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她们对自身的体认，或悲欣，或自豪，或蒙蔽，或敞开，她们之间的爱和怨，她们的欲、诉、求。以《她们》《在梅溪》《凌晨两点的静物》为代表的一批诗歌就是专门献给这些女性的作品。
有人说现在是“她时代”，这可真是对现时代的一种可爱/乐观的误解，或者自辩？这是一个娱（愚？）乐的时代，只要能够自娱（愚？）娱（愚？）人，随你怎么说都行。事实上女性在生活中是常常被忘却、被伤害的对象。因此我必须在属于我的文本中予以特别强调。这也是我自身的需要。我喜欢诗歌，我写的那首诗属于我，我觉得我就有权在诗里使用我想使用的任何词语。也许我想写“她诗”。我不知道。时间是个玩笑机器吗。我则跟随自己的意识行走。因此，爱不爱诗，写不写诗，怎样写，只跟个人有关。我想做我，做自己，所以我写诗，我这样写。
吴晨骏：能再谈谈你刚才说的那种迷恋状态吗？
荆溪：“迷恋”是对事物极度爱好的感情。我喜欢具有迷恋性格的人，包括这个词本身。情感，物体，词语，这是我最迷恋的三样。迷恋就是忘我，导致偏执，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迷恋就是与众不同。迷恋是因为孤独和敏感。迷恋抗拒孤独，提升对事物的感受力。
吴晨骏（笑）：你还迷恋你自己。你刚才说“事实上女性在生活中是常常被忘却、被伤害的对象。因此我必须在属于我的文本中予以特别强调。这也是我自身的需要。”可以具体谈谈吗？
荆溪：你说我自恋？也对。我承认了吧。生活中我特别在乎自己的女性身份，也特别在乎在诗歌里体现自己的女性身份。在许多的诗歌中有意地使用“她”“她们”，这些词大部分指向女性自身，有时候则指向人类全体。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妥当？但我认为女性的存在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是维持这个世界仍然美好的最重要的原因。可怕的是我们却常常处于被欺骗、被压制、被榨取的境地。拿我自己来说，比如当年分配住房时，负责后勤的一个副书记（男）就来和我“商量”，希望我把房子让给另一个人。他举出三个让房的理由里其中一个就是“你是女的他是男的”。我不知道这样水平的人是怎么混上官的。
吴晨骏：你和安琪，都是在福建生活了很多年，你如何看待福建的诗歌氛围？另外，你觉得你对诗歌的理解和安琪的区别在哪里？
荆溪：据我了解，福建诗坛气氛与全国诗坛气氛大体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是同起同伏。每一时期都有优秀的诗人闻名遐迩。如冰心、杨骚、郑敏、蔡其矫、舒婷等。与舒婷同时代的《厦门文学》的谢春池、《福建文学》的郭志杰等不仅是诗人，更重要的是为发掘、推荐福建的新生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第三代大展浪潮中有“新大陆”、“星期五”、“三家巷”等流派，涌现吕德安、黄灿然、宋琳、伊路、柔刚、宋瑜、曾宏、昌政、卢辉、汤养宗、还非、鲁亢等诗人。新世纪以来，安琪的活跃使福建再度成为全国诗界的亮点。现在“中间代”这个词已经广为人知，我省汇集了安琪、潘友强、刘伟雄、谢宜兴、鬼叔中、道辉、林茶居、叶玉琳、张小云、杨雪帆、黑枣、程剑平等一批诗人。70后则有康城、徐南鹏、李师江、俞昌雄、侯荣、巫昂、欧亚、沈鱼、游离、周莉、荆溪、巫嘎、沈河、林忠成、张幸福、楼兰、朱佳发、陈慰、阳子等。按地理位置，福建诗歌已经形成了福州诗群、闽东诗群、晋江诗群、漳州诗群、厦门诗群、龙岩诗群、三明诗群等。这几年福建的诗歌（民间）是比较活跃的。一年一度的“柔刚”诗歌奖已被视为中国诗歌的诺贝尔奖；安琪、康城主编的《第三说》及其网络论坛在全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近期《诗旅程》也非常热闹；刘伟雄、谢宜兴主编的《丑石诗报》被《诗歌月刊》评为全国最有影响的五大民刊之一；多次举办大型诗歌朗诵会；等等。体现了福建诗界的勃勃生气，说明还是有许多人在关注诗歌，扶持诗歌。真是令人感动。
安琪的诗歌具有一种刚性气质和慈悲境界，大慈悲产生大气度大气象，给人强悍的力量美感，这种力量以语词的崭新布阵而体现，能使人感到那种强烈、强大的情绪流和视知觉冲击，既惑人又迷人。《张家界》《九寨沟》《纸空气》《任性》《庞得，或诗的肋骨》《轮回碑》《在北京（组诗）》等等都是值得我们读了再读的作品。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功的诗人，写着写着，是要能把自己写的作品与别人写的作品区别开来，安琪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她是福建诗坛乃至中国诗坛不可多得的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她也是一个热烈的、极易感染人、带动人的诗歌活动家。极力鼓呼、推出中间代，大有登高一呼动摇山河的气魄，真真使人既感且佩。她被许多70后尊称为诗姐。是因为她毫无私心，以不可多得的大胸怀热心举荐了许多优秀的70后诗人。文本厚重、为人热忱、处世不羁，这些为她赢得了普遍的声誉。我甚至觉得在女诗人中她已经是非常态的了，类似于天才，我想不出漳州这样小的地方怎么会造就出这么一个“巫女”来，现在她到了北京，岂不是要“巫”上加“巫”？这是虽然长着一根反骨但终归性格怯弱的我永远不可企及的功业。
在写法上我觉得每个诗人都要找到自己的声部——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这有个阶段性、时间性的问题。诗人是不断成长中的人，诗歌也是如此。年龄、阅历、文艺素养、个性气质、胸怀境界等，是构成不同诗歌文本的要素。个性上我是向内的，阴柔的，安琪则是向外的，强悍的。诗如其人。诗歌与人是一致的。我与安琪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可相提并论。一定要做具体比较的话，我比较认可康城的眼光，他认为荆溪“对生活开掘的尺度和其他众多女诗人不一样。和安琪相似，荆溪具有女性对纷繁复杂紧张生活的接触和接纳，并迅速做了取舍。不同的是安琪深陷于一种命定的不安全感中，并且尽情倾吐，让人受到震撼；而荆溪则在纷乱的甚至反常的境况中找到安定的趋势……”（康城《荆溪诗歌的黄金岁叶》）对此我有个补充：“安定”是在这几年生活中自我训练的结果，是一种自我强迫的“安定”，否则我早就疯了。
吴晨骏：你经常独自外出旅行，在这样的旅行中你感受到什么？旅行与你诗歌的关系是怎样的？
荆溪：我一直是个乖乖女，很典型很听话的那种。不管是在家里、在学校里还是在单位上。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其实用不着那么乖的。我干嘛非要那么乖呢？生命这么短。我干嘛非要为难自己？我为什么就不能对自己好点呢？讨好自己不更爽吗？！
工作后我每年都要趁寒暑假外出两次以上，像2000年，我就曾经四次到海南旅行。我觉得到一个地方你得住上那么一段时间才好，否则你就像根本从未去过那个地方一样，也就谈不上什么感受了。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完全是陌生的走动，人、事、物都是陌生的，这些陌生的东西不会要求你什么，相反你所要求的往往能够轻易就获得。只要你想交流，它们就跟你交流；如果你并不想，它们就与你保持着距离。陌生带来轻松，和无数的新奇。这几年到过不少地方，先是在省内逛，走遍各主要地区后，就往外跑。像安徽、上海、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等。其中湖南已经走过长沙、韶山、衡山、怀化、湘西、吉首、张家界、承德、岳阳、汨罗。大多数的旅途上，感觉是一种自我放逐，是一种流浪，也是一种神秘，因为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说是不害怕一个人旅行，但是兜里还是揣着刀的，一把锋利的水果刀。
每一次旅行其实就是一次出走。是对周遭紧张的、被压制的、困窘的环境，以及个人感情上的急剧失衡，这样的逃避和摆脱。刚踏上旅途时还懵懵懂懂的，神思恍惚的样子，好像还在昨天、还在原来的地方一样，到达目的地了，也还没立刻回过神来，总要呆上那么半天一天的才注意起周围的事物来，这才开始出去买张地图四处转悠。转着转着就慢慢进入一个外乡人的角色了。
旅途上并没有想写什么。只是看，听，观察和想像，很主观的想法，但是很有乐趣。比如去年夏天在湘西凤凰城遇见一个80几岁的土家老妪，满脸的干枯和皱纹，却很精神的样子，她坐在古色古香的街角里，一边晒太阳一边做针线，我就上去与她说话。显然她听不懂普通话，但是我还是蹲着跟她嘀咕了半天，喃喃自语，呵呵，并且欲望强烈地与她合了张影。要走时她朝我伸出干柴似的食指和中指，我不明白，两根手指就一直一直竖在我面前，突然间我灵机一动，赶忙掏出两个钢崩儿，她就立即麻利地接过去，像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任务似的，甜蜜地笑了。我也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回旅店的路上我心里就一直抹不去这个老妪的身影，躺在床上睡不着，于是不断地想像，从这个老妪的出生、成长，从童年、少女时代、青年时代、恋爱、婚姻、儿女、家庭生活等等，去编织她一生的故事。很有意思的。我的睡眠质量向来极差，常常靠编故事骗自己睡觉。这个方法挺管用的。你的睡眠也不好，不妨试试哈。到11月时我写了一首《影子》，当然是我个人对生活的感受，但是里面有这个事情的影子。所以你经历过的事情不一定能马上写成诗，但只要印象深刻，它一定会选择时机进入你的诗。诗歌是最个人化的艺术之一，因此诗歌总是合自己的时宜的。
吴晨骏：请你谈谈你对诗歌中的情感和美的理解。
荆溪：诗人个体体验她所关注的对象世界的习惯方式，在诗歌中呈现为一种个人化的情感灌注方式。
诗歌的美第一在于情感，然后是形式。没有情感浇灌的诗歌不能动人，只有情感没有相应的形式载体将沦为一种宣泄。空有形式毫无情感可言的，是文字分行游戏，已经脱离诗的本质。情感需要艺术控制，形式可以自由不一。表达手段必须服膺情感的内在需求，体现个人的主张。但在写作过程，我感觉，情感/情绪的流/波动常常会促进某种表达手段的突现，类似于灵感。我觉得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动机的。诗写不能预设，常常因为有所触动，然后在实践的过程自动完成。
吴晨骏：你的《她们》这首诗中有一种对女性美的关注。你写这首诗的起因是什么？最终你想在这首诗中表达什么？你认为这首诗目前的样子是否达到了你所想的效果？
荆溪：我的许多诗文里都涉及到女性美。我很在乎也很高兴自己身为女性。在大多数场合，我对女性的关注、喜爱胜过了男性。我认为女性不仅作为一种高级动物显得可爱，而且作为一种更感性的群落显得舒缓、优美，同样身为女性的我更加容易感知、认同，并进入她们。《她们》这首诗是我很早就想表达的一种感情，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在一篇散文《尘瑟碗花》中所记忆的我和辛姨之间的感情。可以说我对女性美的认知、感动和关注大约起始于此。我辛姨过世后，我相继与几个不同职业的女性有过不同程度的深入交往。看到了她们以及她们之间的喜怒哀乐、爱欲情仇、嗔痴狂迷。我觉得她们之间的感情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友情、亲情或爱情，这是一种人世间罕见的不能定义的、没有仗恃的、十分珍贵但一直被忽视被漠视的感情。她们迷惘，恐惧，抗拒，挣扎，无奈，妥协，哭泣，直至死亡。但是她们相互依恋，她们是真实的存在。她们之间的爱超过一点就会遭到无知的歧视，被社会所不容。因此她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把握分寸。但是每件事的惟一的真正的评判者难道不是个人吗？快乐和痛苦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其他人是无法感同身受的。妄自指责的话，将丧失对广泛的人性的基本判断，丧失宽容的想像力，丧失人性中互相爱护互相尊重的可贵品质。如果作为诗人，那么他同时还丧失了作为全体的美的美，丧失了作为全体的诗的诗。
我想我有幸认识、感受她们。在《她们》中用一种优美\忧伤的方式倾诉了她们的美好情感，她们的犹疑，困惑，思考，她们最终的互相认同和率性而为。我希望世界发展是不断前进，不断更加文明，更加合乎情理，合乎人性的需要的。我相信与生俱来的痛苦将使她们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感受幸福的内涵，珍惜幸福。有朋友来信来电说读出了美感和力量感。她的跳跃，干净，优美自适的节奏，独特的想像，幻觉，比喻，给人辛辣热烈之感，同时又是一首感情丰沛，深沉，充满忧伤和思索，而又有节制的诗。朋友们很喜欢这首诗，尽管不一定都明白我真正要表达什么，但是他们觉得很美，他们或感受到了女性的美，或感受到一首诗的美。也许这就够了。
而且诗歌真的需要意义吗？历史、背景真的重要吗？我很怀疑。我的诗歌理论不多，我觉得，语言作为另一种音乐在诗歌里呈现，如果能够使人产生美感，带来心灵的超越，那么一首诗就已经尽到她的职责了。
吴晨骏：你说过“完美只剩下诗”。能谈谈你心目中的“完美”吗？
荆溪：平凡现实中，有三餐饱暖，有运动健身，有亲情温馨，有友情相随，有爱人相怡，这就是“完美”吧。完备而且美好。完美的一天应该是我们的美好理想全部、同时得以实现的一天。但是太难了。简直是痴心妄想。
美好的事物总是流逝的。事物都在分离。我想在我那篇《惊艳》中已经表达了这个意思。我们总是在追寻美好的东西，可是总是处于被美好遗弃之中。只有诗不会任意遗弃我们。不会。诗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你需要她时，她就向你伸出手来。只要你愿意，她就会一直陪伴着你，执子之手，不离不弃。
在我们一生的遭遇，所有的人都将会离开你。所有的事情都指向不完美，这是人生的真谛。安琪说“我只喜欢不完美”。这是对事物发展的一种透彻的眼光，处于洞明世事之后的一个勇敢的选择。悲愤、无奈、充满讽刺和反叛。我说“完美只剩下诗”，意思是只有诗歌才可能实现完美。一，她与你不离不弃；二，在长期的追求、磨砺中，你可能因此获得完美的诗。——也许永远没有写出。——因此我说“这是我们一生惟一可能的艳遇”。
吴晨骏：在你诗歌写作中，你有明确的倾诉对象吗？你有没有想过，当世界毁灭时，你所提倡的那种“完美”也同样会毁灭？
荆溪：从第一首诗到现在，我的倾诉对象也就是我的认识对象，我的意识及其对象。比如：世界，我自己，
她。现在在诗歌中经常使用“她”这个词。有时候“她”的所指就是我自己。比如《三月廿一日，或者标本》。我想从女性的角度去表达这个世界上我所接触的，并且固执于诗中体现一个女性身份。
世界毁灭？很正常呀。也许就在下一分钟。那么现在你是不是就要中止访谈呢？
吴晨骏：问得好。你对你本人未来的诗歌创作有什么打算？是否想在诗歌中尝试新的表达方式？你是否想尝试小说的创作？
荆溪：诗歌已经是我生活的部分，爱的部分。我希望我表达爱的方式越来越丰富，我所爱的事物越来越美好。
“创作”？我更愿意用“写作”来代替这个词。我参与文学活动纯属兴趣，能够被大家认识也出于偶然。关于小说，初中毕业的那个夏天我尝试过小说，呵呵，“创作”了两个武侠小说，我想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电视上热播香港版《射雕英雄传》引起了武侠热，我也被裹挟其中；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放假了，时间充裕，我又没有什么玩伴，只好读书写字儿。高中期间写过一个侦探小说和一个跟爱情有关的小说。都是写来自己看自己玩打发时间的。目前没有写小说的愿望。
吴晨骏：你喜欢哪些国外的诗人？喜欢他们什么？
荆溪：我太懒了。对现代诗歌的阅读量很小。就国内的说，安琪的《任性》是目前唯一一本认认真真从头看到尾的诗集。中国的都没有好好学习，更别提外国诗歌了。能吸引我的眼珠的，是那些富含个性化的语言，活跃有力的意象，神性的内涵，以及女性意识等因素的诗歌。狄兰·托马斯对词汇的那种迷恋，里尔克的乐感和画意，都曾引起我的兴趣。保罗·策兰说：“不要责备我们的不明晰，这是我们的职业。”他的诗是谜，具有密码般的隐喻。那些破碎的词句看似不可解，实际上是一个人痛苦到极点导致语言破碎的状态。我喜欢诗人。我觉得被诗神眷顾的男性比别的男性优秀。他们更超脱、更温柔、更体贴，更了解女性，他们更懂得爱。
艾德玲·李区、西尔维娅·普拉斯、塞克斯顿、索德格朗、萨克斯等是我喜欢的女诗人。艾德玲·李区的诗视野开阔，具有女性诗歌少见的豪放和力度。早逝的普拉斯有一种神经质的想像力，她对死亡的迷恋，冷峻的语言有时令人不寒而栗。索德格朗则是个女性意识非常浓郁的诗人，凡读过《现代处女》《紫色的黄昏》的人都会受到她感染。萨克斯有一首《白蛇》，简练、温柔，充满了恒久的神秘气氛，令人难以忘怀。塞克斯顿说：“诗应该震动感觉。”她的诗率直、大胆，描写个人经验和瞬间感觉，毫不掩饰扭曲、丑陋，包括自身的罪恶，虽然结构松散，主题不紧凑，但是正反映了诗歌内在的本质需要，因为情感生活本来就是动荡的。我觉得她们都是世界上了不起的诗人。当然还有更多了不起的诗人，只是目前我还没读到，或者读过了但是暂时没想起来。
吴晨骏：听说你和朋友一起搞“福建省诗歌朗诵协会”，能谈谈这个朗诵协会吗？你怎么看待诗歌朗诵？
荆溪：这个协会目前已经通过省文联审批，主要归功于柔刚、宋瑜、张幸福他们的奔走。我只是作为十个发起人之一，做了点小事。
诗歌朗诵是在享受朗诵乐趣的同时加深对优秀诗歌的理解，使诗歌以更加亲切、明快、深入的方式迅速与读者取得共鸣。比如“迎接新世纪青年诗人作品朗诵会”“2002海峡诗会诗歌朗诵会”“蔡其矫诗歌朗诵会”等，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中国本来就是诗的国度，但是诗歌的现况却令人担忧。热爱诗歌，宣传诗歌，只要是有益于诗歌发展的事情我都很愿意去做。因此去年协会邀请我参与这个事业的时候，我立刻就答应了。现在我正着手设计会员证、会员表、拟写计划等，并帮忙收集一些诗人的照片、诗集，希望看到这里的省内外诗人们与我们联系，大力支持我们。
吴晨骏：你平时除了诗歌之外，有哪些爱好？
荆溪：越剧，京剧。美术作品。爱过很多，目前剩这些。
吴晨骏：你是怎么喜欢上越剧的？能谈谈在你的越迷生涯中最有趣的事情吗？
荆溪：大约1990年我家买了第一台电视机，这才有机会看到中央台播出的一部越剧《西厢记》，由茅威涛主演的。越剧的音乐清新幽雅，服饰妆容淡雅脱俗，茅威涛的表演和唱腔飘逸缱绻、圆润醇厚，使我一下子喜欢上越剧尹派表演艺术。越剧百年发展出十大流派，但我始终还是忠实的尹派越迷。加入了福州的越友联谊会后，我第一次跟随联谊会的朋友去参加由福建芳华越剧团组织的联欢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有芳华的金牌小生王一敏女士上台清唱一曲《玉蜻蜓》，天哪，我心想这个小生怎么长得跟茅威涛这么像？除了身高，那五官几乎就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而且她也是师承尹派，表演和唱腔都带有浓厚的茅味儿。我心想我一定得认识她，于是就盯紧了她。她演唱结束了后，弯腰向观众致礼，缓步撤下台，经过旁边长长的走廊独自向大厅后边走去。她要干嘛？我跟了上去。一步步跟着跟着，跟到了一个有门的地方，她进去了。我抬头一看，哈，是洗手间哪。于是继续跟进去，心里暗暗庆幸自己可以继续跟着。等她洗手时我就上去搭讪——不知道一直内向胆怯的我那天哪来的这种勇气？她起初显得十分惊异，听了我的话后——我说你是王一敏吧？我很喜欢你的表演——她就灿烂地微笑了。最后她给了我她的电话和住址。当时我真是快乐极了。这是我少女时代干过的一件最大胆的事。
吴晨骏：你对于“非典”是怎么看的，你是否畏惧死亡？你有过关于死亡的思考吗？有过自杀的冲动吗？
荆溪：是一场瘟疫。地球史是人与自然斗争的历史。现在人口太多了，人类太猖獗，相生相克，就有什么出来灭一灭人类的嚣张气焰。死亡不可知。但我希望死的都是该死的。
我从小怕鬼。也怕死。这几年好像不怕死了，但还是怕鬼。晚上一个人在家里，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路过较暗的地方时，常有幻觉，怀疑有鬼，其实只是什么东西的影子罢了。但总让我心惊肉跳的。
我也想问你你有过自杀的冲动吗？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活着她每时每刻都处于自戕之中。不自知者永远不会自杀。自知者也不一定就采取自杀。自杀是瞬间的念头，和行为。自杀者不必为了她的念头负责，但必须为她的行为负责。“生死”是哲学的老大难，具体的问题往往具体不了。
吴晨骏：我以前没有过自杀冲动，不过将来哪天我说不定会自杀。我觉得自杀是一种发烧状态。你对自己的个人生活有什么打算？是否想在将来生个小孩子？
荆溪：我的个人生活？现在不是很好吗？当然，如果我能够拥有一个爱人并且和我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这样的运气，那就更好了。
吴晨骏：你是否有过刻骨铭心的恋爱？你如何看待男女之间的爱情？
荆溪：第二次恋爱。刻骨铭心是运气。爱情要靠运气，运气来了得有接住、承担的智慧。
吴晨骏：你对福州这个城市的印象如何？
荆溪：我觉得在中国不管你身处何地，情况是大致相同的。我对福州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温馨，因为这里有我的家，我经历过的大多发生在这里。我家位于西门，但我很少出街，因此在福州出了鼓楼区我就经常恍惚。我走在街头的时候，常有迷路的感觉。我不断地看路牌，但是就算路牌已经标明了我的位置，我还是经常怀疑我究竟身处何地。这使我对福州又有一种深切的隔膜感。
（2003年5月5日，于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