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和诗歌有关

1、你是从何时开始诗歌写作的？经历过哪些阶段？你认为你目前的写作与以往有何不同？如果关涉到某种变化，它是诗歌风格还是写作态度？
答：1971年我出生在一个葡萄园里，由农村进入城市，并抗逆式地接受了城市，这就使得我与城市一直处于相对隔膜的状态。从1988开始发表第一首诗歌开始到1993年我离开家乡哈密来到乌鲁木齐是我诗歌写作的第一个阶段。我那时的大量诗作是在写对农村生存苦难的体验和社会底层的生存境况。我发表的第一首诗歌的题目是《牧羊人的歌》。我不是要刻意塑造悲悯和善良，而是我所经历的生活现场提供给了我双重视角：一方面，我受到良好的教育且生活在城市；另一方面，我的那个在田野里奔跑和游荡，目睹了饥饿和死亡的童年时代，又不能不让我更加痛彻心肺地了解到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我不需要采风或者采访，我的亲人就是这样生活着的。我的写作一直不想过多地纠缠在个人情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七十年代的出生背景暗中侵蚀和影响了我观察事物的视角。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了一个人在天地间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时光的匆忙。这些经验是农业文明的回光返照，它们长久地停留在我的内心，并顽强地保留了下来。
九十年代之后，我的生活现场转移到了城市，但是我却一直不能如那些出生在城市的“70后”诗人一样进入到他们共同认知的所谓的“现代化”语境中。我想我当然具备一个70后出生的诗人共有的某些观念和感知方式，以及在道德和观念上的自由度。但我没有刻意去展露个人隐私，并不是由于某些道德和观念的障碍，而是因为在确有必要的时候我也不曾畏惧或回避过隐私，只是这些所谓“隐私”不是被我当作赢得喝彩的资本，而是我正常感知和言说的一部分。我期待自己的写作立足于一个完全的人的感知和言说方式，去品味自己的生存现实。
2002年我写了一系列以“葡萄”为题的组诗。作为个人意象的“葡萄”，一方面可以说是来自我生命深处的阳光、土壤和水分；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是来自新疆特殊的的自然与文化。因此，葡萄对于我来说是广泛而深邃的，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是的。它几乎融铸了我全部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欲求。和此前的两个阶段相比，虽然写作风格上有变化，但写作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用了一种更集中的方式表现。

2、每个诗人都会找到自己的词汇表，你的词汇表是怎样的？它最初的萌动状态是否带给你某种喜悦或者障碍？它所提供的个性空间是否使你预示到写作的前景（新方向）？
答：每个人的词汇表都是个人经验的显性表现。我曾经背过那种用字母顺序排列的英语词汇表，那是怎样的痛苦过程没有经历的人难以想象。当我纠缠在词义辨析中不能自拔时我常常想到母语的词汇表是在另一种状态下形成的，但我面对按照一定标准设定的词汇表时是被动的无可选择的，而这些词汇最终是以一种铺天盖地的气势要将我压倒；而面对汉语的选择，是主动的长期积累和完全凭借着自己的特殊感受而汇集在一起的，虽然是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形成的，但却可以反映出个人的审美趋向。
譬如我喜欢一些有具体所指的、有动感、有弹性的词语。一些动词或少数名词是经常出现在我的写作中的。我喜欢朴素的、有准确意义的词语，讨厌那些大而空的词汇，特别是一些指涉到所谓“精神”“理想”等的词语在我所回避的。
事实上，诗歌的写作过程就是在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词汇王国，而此间的隐秘选择，是诗人独创性的具体显现。我希望自己的诗歌所提供的显性词汇系统是明白准确的，而隐含在词语之下的含义是深刻的。譬如《葡萄和它的凸起物》就体现了我的诗歌理想。
而我以为，诗歌只有在读者的两次审视之后才能获得完全理解。第一次是阅读字面意思，即诗人提供到读者面前的词语；而第二次是感悟词语之间的构架和词义之间的隐含关系。我认为通常的好诗歌是找出两个或多个看似平常的词语之间的内在相似性，运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和体会将它们融会贯通起来，最后形成一个浑然的整体。也就是说一首好的诗歌所呈现的词语之间是一个有着内在结构的球体，它具有自圆其说的魅力，开始、高潮、结局，它样样都有，只不过它们都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显现的。

3、在你的诗中存在着一种“音乐的节奏感”，你借鉴过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吗？是否考虑过曲调及和弦的变化可以促使诗歌向“反风格”发展？
答：我一直试图想在诗歌中寻找到一种属于我个人的调子，或者说是那种一开口就是我在说，而不是人云亦云的东西。调子就是一种节奏，是诗人内心的自我控制。诗歌的词语组合，诗歌的段落的起伏，甚至诗歌的题目和它的内容之间的空白，都将给此首诗歌和彼首诗歌凭添完全不同的节奏。
我欣赏那种自然流畅的节奏，如行云流水，而无须刻意为之。就像李白是天才而杜甫是诗人一样。李白的诗歌调子的收放几乎是随意的、恣肆的、一泻千里的，但又是尽性的酣畅的，符合人性的内在欲求，哪怕它有时是出格的不守规矩的。而杜甫总是纠缠在细节上，诗歌写作也是主题先行式的，在气势上比之李白就弱了一些。也可以用王国维的“隔”与“不隔”解释。好诗歌就是“不隔”，就是“床前明月光”。

4、语义成阴性的“葡萄”意象在你的诗中被反复（大量地）使用，并由此形成一个组诗系列，请问它是否是你刻意为之的连续的诗歌主题？“葡萄”系列传递给读者的是内心的场景和事件吗？或者它寓指着什么？
答：1996年我曾写过一首名为《午夜葡萄园》的诗歌，后发在《诗歌月刊》上。但是到2002年我写了100多首葡萄系列组诗，整个的诗歌写作完全发生了变化。最初的写作也没有事先预设，只是内心中有写作的冲动，并没有要刻意为之。最初开始写葡萄时，我只是被一种意象感动着开始衍生这个意象的可能，到后来，一些过去生活的经历和场景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甚至连我很小的时候天窗中漏雨之类的细节也回忆起来。我通过回想葡萄，看到了我出生之后的几年里一些早都淡忘的感受，后来我在写下来的时候，有种感觉是“这葡萄非那葡萄”。那些特定年代和特定生活场景下催生出的植物，一定浸泡着那个女孩全部的梦想。如果说有寓指，我以为也是一种不能明确说明的感受。但这种生命的体验也有它的时代的共性。现在我通过葡萄嫁接出来，情绪是时代的，细节是我自己的。

5、“葡萄”系列组诗的写作使你的诗歌不断获得技术性，对你而言，在何种程度上诗歌是一种技艺？它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答：我个人以为诗歌和技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抵抗的关系。诗歌作为一种最高级的文学形式，本身就具有其它文体不能比拟的高度和难度，这就要求诗歌写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技艺。但我一直以为，技艺是可以学习的，或者说杜甫是可以培养的；而诗歌之外的一种气场是无法学习的，或者说李白是不可多得的。很多诗人在技艺上浪费了过多的时间，纠缠在词语或者主义与观念之间，而完全忽视了诗歌在词汇之外的东西。是那种让人人都可以使用的词汇在诗人手中飞升起来的力量。这是点金术。
我一直想达到的一种状态，是在技艺之上有一种更宏大和更具有创造性的东西。譬如里尔克的一些诗歌，令人震撼的不是词语和技艺，而是那种更大的悲悯。这是不可模拟的。最后的修行是境界的比拼，而不是单个的词语或者段落，是超乎词语之外但又是由这些词语营造出的气场所提供出的想象力。

6、你最倾心的诗歌风貌是怎样的？自身的洞察力决定诗人的自我设计吗？
答：是那种简单和深刻的完美结合，或者说是感性和理性的微妙结合。自身的洞察力对于诗人当然是一项基本功，但是对于一个大诗人来说，应该是无法自我设计的。我一直以为诗人是无法制造的，诗歌是无法订购的。诗歌创作是在一种不能设定的状态下自然流泻的，而只有工业产品才有制造的可能。诗歌，应该是心灵绿叶上自然分泌的露珠。是湿润的，稀有的，弹性的。而一旦产生了模具，就产生了虚假。真诗人就是要用血来检验自己的脉搏。

7、你是否应该考虑“给一首诗以成长的时间”？
答：有时候写作是有一个高峰期的。我有过一年两年一个字都没写的经历。但也有过一两天写10首诗的经历。一首诗歌一定有一个孕育的过程，就像一股暗流涌动在内心。是一种气息或者情绪。虽然无法明说，但只有诗人自己知道，心里有放不下的东西。
《司炉人之女》是我自己喜欢的一首诗歌。虽然是长诗，但也是一个下午一挥而就的。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有一种隐隐的痛感，一直想要说些话但却没有一个合适的契机。那时我经常穿行在一条名为“春风巷”的小巷中，有时一天要往返两、三次。在这条小巷里有一个锅炉房，那些小山包似的煤堆、班驳的铁皮房门、一条狂吠的黄狗和鼻孔洞黑的司炉人都让我有一种不能忘却的感觉。我甚至看到了一种召唤。一种生命场景里不可言说的隐秘的相似性。我知道我必须要写。写的时候是一挥而就，但那种情绪的酝酿却是长久的。

8、你如何理解“女性意识”与“女权主义”？在你的写作中它们的位置是怎样的？
答：我在写作的时候很少想到和内心无关的事情。我希望自己尊重个人最真实的感受，不回避，也不夸大，甚至有时候应该适当地节制一些。我想写作就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真诚和自然是让我们得以继续写下去的基础。
当然作为女性，我不可避免地被标注上女诗人的称号。我希望自己更多的时候是以一个人，普通人，普通女人的心态进入到写作的更深处，平和而自如地生活、写作。

9、你对“我的诗是我个人的诗”（茨维塔耶娃语），怎么看？诗歌是只为少数人而写作吗？
答：这句话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我完全可以理解女诗人内心中的决绝和孤傲。但是，我以为目前诗歌的受众是一些少数人，并不是说诗歌就是为少数人而写作的。对一首诗歌来说，它的读者也许是跨时代的，也许是超国界的，也许是不能用当下的世俗标准设定的。就像一把黑暗中的火焰，它有属于自己的秘密通道，它的自然传承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诗歌就谈不上是为少数人写作的。相反，因为诗歌阅读对读者的内在素养有极高的要求，并不是人人都可以真正读懂诗歌的。

10、地域性的文化传统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详细介绍一下你的日常生活与写作环境？
答：22岁之前我生活在哈密花果山。之后我生活在乌鲁木齐，一直在做和报纸相关的工作，并游历了整个新疆大地。我的身份具有双重性。记者和诗人。但我将最终放弃前者。我以为新闻是另一门学问，和文学之间的区别是天上地下，虽然它们使用的工具都是语言。大众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的对抗是不可协调的。而长期浸泡在大众语言中，将会对一个诗人有致命的伤害性。那就是抵消和削弱了对词语的敏感程度，更缺乏对词语的自我修复能力。所以我平时很不喜欢阅读报纸，它的粗浅和媚俗将破坏我的好胃口。
我的日常生活是围绕着一个名为“北门”的地方前后走动。从我家走到北门，从北门再到办公室，接着返回。人们可以看到我的等距离是一个囚徒的典型形象。有时候我多么痛恨自己奔跑在街道上的形象。特别是早晨。特别是我穿戴整齐之后。我依然不得不奔跑。我想我很羞耻，为我这样不能体面地缓步行走。但是，是什么让我奔跑？我想我一定被一种东西控制着。那是无形的力量。我在和它较着劲。如果我甘于奔跑，但就是说它将要胜利。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妥协。日常生活多么具有磨损力，投身其中，俗世的喧闹将把一切都可以掩埋。但是我不能。我知道只有这一口气在提升着我，让我从平淡的庸常生活中飞出了，而成为一个守卫梦想的人。虽然难，但我在努力地做。而有时，做一个有尊严的人的要求，也许就是有一个体面的跺步时间。

11、如果不写作，你将愿意选择何种生活？你对自己的写作产生过怀疑吗？
答：也许当园丁？我不喜欢表，不喜欢总是在注目着时间。在表上的时间是被割裂的，是失去自由的，是时间的碎片。我希望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让时间呈现出一种浑圆的完整状态，让它更具有初始性。有时候我也怀疑自己可以写到什么程度，可以继续写下去吗？但是至少现在，我还有写作的冲动。

12、对你构成影响的西方女诗人有哪些？你在她们之间作过比较吗？你与她们的契合点在那里？
答：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女诗人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她们之间有亲和感，一方面是因为西西伯利亚的寒流时刻影响着乌鲁木齐的天气；另一方面，那些在风雪中行走的女人们所具有的大悲悯，也是我所敬佩的。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写作不要总是纠缠在一己的欢欣和哀愁中，而具有更大的包容力。希望自己不要被性别所迷惑，而以一个常人的操守来要求自己。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都是我喜欢的女诗人。另外喜欢毕肖普。

13、女性诗歌与读者的关系是怎样的？由于性别标志，身体经验的过多抒写是为了迎合（顺应？）大众的“基本姿态”吗？
答：对于我来说，写作的唯一缘起是因为我内心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我很少想到除此之外的更多问题。而所谓的性别或者因为由于性别而滋生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写作之外的一些问题，更多属于评论的范畴。对于创作者本身而言，没有什么经验是需要迎合大众的。除非你写的是畅销小说。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内心的疼痛和悲哀。越受外界干扰的写作越具有妥协性。

14、你如何看待网络诗歌？
答：网络诗歌是目前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我是2002年7月在网络上开始贴诗的，最初也很激动，因为突然有种感觉是世界如此之小，而这种迅速的反馈和交流也是以往的写作者不可想象的。但是时间一长也有了怀疑感，因为在网络上自由发表的诗歌将因为缺乏标准而显得良莠不齐，因此而滋生的一些问题都将超出了诗歌写作本身。所以我认为对待网络诗歌应该要有一个公正和节制的心态。

15、你的阅读范围是怎样的？你未来的写作趋势？有写小说的打算吗？
答：我的阅读比较随意。但必须符合我想象中的审美趋向。一般来说，我喜欢读词语陡峭意义深刻的书，有时也看小说。达利的自传、本雅明的评论或者《洛丽塔》，我都喜欢。也许会写小说，也许会写评论。我不能很清楚地画界定我的未来，因为，我的未来就是梦。

　　　　　　　　　　　　　　　　　　　　　　　　　　　（提问者：阎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