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 翔：在网络时代，“女性诗歌”有必要强调性别意识吗？尤其是女性独有的经验，事实上真正强大的就是那些隐性的，它属于生命中最原初状态的力量，更为容易恒久，说到底，女性诗歌是为了超越性别，你觉得呢？ 翔：我个人的阅读印象是，女诗人的作品所呈现的那些性爱、受孕、生育、伤害、疼痛、希望、惊悸等微妙的变化，这是否构成了“女性诗歌”的元素？这其间是否存在着误区？ 音：你提到的这些词，正是上面我说到的“小女人”的写作。其实除了生育是女人的特权外，男性也身处受孕、性爱、伤害、疼痛、希望、惊悸等词汇的包围之中啊。如果在写作时，排除性别意识的纠缠，女人的诗歌和男人的诗歌还会有什么区别呢？尤其是在当代，妇女进入社会与男性一样的成为社会人，如果再把那些语汇当做女性写作的专利，肯定是一种失误。 翔：你觉得“女性诗歌”相对于庞然大物是什么？是否与我们男性阅读者（包括批评家）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诗歌独有的现象？为什么？ 音：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我不喜欢很多男性评论家们对女性诗歌的非客观性评说。他们在评说到女性诗人的作品时，往往先从性别入手，然后才是诗歌。就是说，他先把你放入弱者的境地，然后再惺惺作态的来几句不疼不痒的褒扬。这些在前面的谈话中我说了很多。再说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愤怒，就此打住这个话题吧。 翔：你如何让自己保持在零状态，就是为了挣脱常识和思维惯性？ 到目前为止，你的写作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变化是什么？ 音：我的写作时有中断。但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诗歌以来，我诗歌的创作版块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在四川时的一些实验性的写作，这个时期的作品有《苹果方式》《水上之事》《方式作品》《印地安女人》等；二是，在北大读书期间写的组诗《赞美诗七章》《周年纪事》等作品中看到诗歌中实验性的消隐；再后来就是我发在《女子诗报》论坛上的《六十四号病房》《空房子》《诗篇》等在异常清醒中写作的诗歌。现在，有些诗歌评论在谈及我诗歌时，常以“大词”来形容它们。但我自己并不很认同。我想，他们把我的诗歌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去阅读了。 翔：你似乎以一种游移的边缘人的面目出现的，和诗界几乎失去了联系，能谈谈你这些年的隐秘的生活？这些年几乎没有发表你的作品，是否有过那种所谓创作（或精神）上的危机阶段，你如何调整过来？ 音：前面我说到过，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在写签约的长篇小说。在那几年中，我几乎不再和诗歌刊物有任何瓜葛，我曾经订过《诗歌报月刊》，它是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我最喜欢的诗歌刊物，结果书到手中才发现手中的这本《诗歌报月刊》不论从编者还是刊发的诗歌作品，与当年我喜欢的《诗歌报月刊》是两回事。第二期再来就没兴趣再翻动了。后来，我开始重读中国自北岛们开始的新时期诗歌。另外也重读了不少外国诗人的诗歌，比如俄国女诗人埃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等诗人的诗。在诗歌创作上至今我还没感觉到写作危机。倒是小说让我常常有些力不从心。尤其是写作长篇小说时，人的神经长时间处于一种高度的亢奋中，我有患有失眼症，在写作中常常要用大剂量的安眠药帮助睡眠。我写小说很快，从一动笔就赶着收尾，主要原因是我的身体不允许我长时间的处于写状态中。所以，每次从一部长篇中走出来，都有下过一次地狱的感觉。 翔：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虽然这些年远离了诗歌现场，但整个写作仍然和当代诗歌保持着平衡或一致，你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你的诗歌理想是什么？你眼中的诗歌应该怎样？ 音：我与诗歌刊物没有任何联系，但我并没有放弃诗歌啊。虽然写作量比没写小说时少得多，但我在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文学课程。我的本职工作让我系统地阅读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以我自己的偏爱，我更注重对诗歌的研究。在对中国当代诗歌史的梳理中，我常常把自己的诗歌写作置于其间进行比较和内省。这种比较和内省让我对自已和创作有了较客观的自察。应该说我不写诗，或是很少写诗但仍然和诗界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 翔：你平时一般看哪些书籍？你认为阅读对写作重要吗？在开始写作时，有哪些诗人对你产生过影响？对他们你如何评价？这种影响现在是否已经彻底消失了？ 音：蒙胧诗群的诗歌对我影响较大。我喜欢过顾城，也喜欢过伊蕾等人的诗歌。正因为喜欢才会去研究它们，才会发现其中我不喜欢的地方。后来四川的几诗歌流派对我的创作均有过影响。比如《非非》《莽汉》等民刊。在1987年我在一本油印刊物上读到周伦佑的诗歌《人日》《带猫头鹰的男人》，当时我很惊讶——诗歌原来可以这样写！？我带着这两首诗去离城五公里的西昌农业专科学校找到周伦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当时已经是诗坛风云人物的周伦佑。另外，万夏送过我一本《汉诗》，上面万夏、孙文波等人的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我还记得万夏的诗《刀锋》。 翔：读你的诗，常常能发觉一种形式上的结构能力和声部都很强的东西，就你的观点来看，你信任灵感吗？你所理解的“灵感”是什么？ 音：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倾诉。我们身处一个缺陷太多的社会。“说”和“不说”，是艺术人与非艺术人的基本区别。我选择写诗，最大程度上是我想“说”。而诗歌是我选择的“说”的最好表达形式。在这个“小女人写作”泛滥的时代，我的诗很难让人愉悦。比如《六十四号病房》《空房子》《世纪的挽歌》《赞美诗七章》。另外还有一些不风花雪的情诗等。说到灵感，我觉得我最想“说”的时候，就是我灵感到来的时候。 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宗教情结，你认为宗教对诗人有用吗？如果有选择的话，你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音：宗教这词我一直敬而远之。在北大读书时，我身边就有宗教诗人，但她们的诗中并没有让我看到丝毫的宗教灵光。这话题近日和远在美国的女诗人施玮电话中还讨论到了。另外，理想我肯定有的。如果没有理想这个精神支柱，我也不会写作诗歌的。 翔：是否在写诗的同时还写一些别的文字？听说你在写小说…… 音：前面说过。我不仅写小说而且还硕果累累。九四年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期间，曾经创造过长篇小说写作时间之最。以平均一天一万字的速度，一个月写出了25万字的长篇小说《帝红》。另还创造了另一个纪录，我没顾得上回看一遍就进入作家出版社的出版运作。即以初稿出版的。以后便一年出版一部长篇。 我与四川巴金文学院签约，与广东青年文学院签约都是以长篇小说作家的身份签的。 翔：在中国，小说快成了文学的代名词，人们对诗歌大多敬而远之， 普遍的观点是阅读诗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诗歌在这个时代是孤独的，你怎么看？ 音：这不奇怪。小说小说，它本来就是一种以文字串结成故事,以取悦大众为目的的文学载体。古时，小说大多是通过说书艺人在酒肆茶楼说出来供人消遗的。诗歌就不一样了，尽管旧时的诗歌传播方式与小说相似，大多出于酒楼，但它们往往是诗人登高凭吊、怀才不遇、愤世疾俗之鸣叹。它给大众的结果与小说愉好相反。中国是个几千年处于封建黑暗中的国家，人长期挣扎在苦难之中，现实中得不到的，就想在虚幻寻求得一星一点的抚慰。诗歌没有这种功用。所以诗人的孤独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存在于世，本身是以个体生命的形式存在的，孤独感也不单是诗人才有。 翔：有人曾提出这样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假如你的写作时间只剩下写一首诗的时间了，你将会写什么样的诗？沉静？迟疑？狂欢？呵呵。 音：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 翔：到今为止，你最满意的诗歌作品是什么？可否站在一个较客观的角度，对你自己的写作做出一番评价？ 音：这是一个自己不能言说的话题哦。 翔：有时候你感到孤独吗？如果是，你如何理解灵魂深处的孤独？ 音：痛感孤独！！！ 翔：在你接触网络后，你自己对中国目前的诗歌状况是否了解？还是通过你先生向卫国而了解？ 音：在我的家中有一多——书多。说实话，在八十年代，我没有选择的买了大量的书。那种不加选择的阅读对我写作作用不大。真正有目的的读书是从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在北大图书馆，我差不多把我想读的书都读了一遍。走出北大门，到了广东这所三流大学当老师，读书就不那么容易了。好在北窗（向卫国）还保持着买书的激情。事实上，这些书让我成为一个密切关注诗界的旁观者。这种非介入者的身份让我可以冷静地阅读一些喜欢和不太喜欢的诗歌。这样对自己的创作很有益。至少我可以内省自己的写作而不被外界的喧哗左右。在家里，我们经常会谈到诗歌的。北窗如果看到他认为的好诗，会力荐给我看，比如安琪的诗。 翔：你与唐果一起编选的《女子诗报2002年鉴》一书马上要公开出版了，在此表示祝贺，你个人认为和当年《女子诗报》地下民刊有何区别？ 音：《年鉴》和诗报肯定有区别。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首先从容量上说，报纸肯定比不上《年鉴》大，而且两者的出版形式有本质的不同。原来出一期《女子诗报》我要胆颤心惊好多日子，我得想好因为印刷“非法出版物”的检讨书，得准备接受文化官员耐心而严肃的谈话等的。而《年鉴》就不一样，它出版的公开性让我少了好多诗歌以外的事。另外，现在的社会大气候和出版条件也是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没有的。 翔：自从93年你公开出版个人诗集《巫女》后，此后你近期有没有出版个人诗集的打算？我们很想完整了解你这几年的诗歌写作，特别是更个人化，更边缘化。 音：出诗集首先要把钱的问题解决了。诗歌不可能走向大众的。我自费出版的诗集《巫女》装帧和印刷质量至今让我耿耿于怀。短期内不会考虑再出个人诗集了。 翔：最后，在我们谈话结束前，晓音，我想请你回答一个大家关心的命题：你认为一个优秀的女诗人具备哪些必须的素质？ 音：自上网络后，我有一发现：咄咄逼人的女好汉层出不穷。有时，我只能面对一些所谓诗歌评论家的贴子长时间的沉默。我这样说好象有点文不对题，如果贴近些说，那就是尽量让自己站得高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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