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版的《艾青诗选》收入诗人在“反右”前夕写的两个寓言：《画鸟的猎人》和《养花人的梦》，其实也可以读作两首讽喻诗。从隐喻性内容到散文化写法，在他的作品中还是比较特异的。他写猎人教人打猎，不是打会飞的鸟，而是在硬纸上画鸟来打，最后发展到先朝纸上打，打完了再在有孔的地方画上鸟，打几个孔，就画几只鸟。阶级斗争扩大化，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真正的敌人发展到假想敌，人为地制造目标，先定罪名，后到罪状，寓言揭示了这种斗争的荒诞性。另一则写的养花人，在一个院子里种上几百棵月季花，呈现着一种“单调的热闹”。一天晚上，他忽然梦见许多花走进院子，都愁眉泪睫地看着他，各自诉说自己的寂寞，一致表示希望得到主人的理解，说：“得到专宠的有福了，我们被遗忘已经很久，在幸运者的背后，有着数不尽的怨言呢。”养花人醒后，对自己的“偏爱”有所省觉，也觉得世界确乎被弄得太狭窄了。为了使院子成为“众芳之国”，他觉得，必须尊重花的自由意志和开放的权利。“让我们生活得更聪明，让所有的花都在她们自己的季节里开放吧。”著名的“双百”方针刚刚出台，知识界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这时，艾青通过寓言的形式进行呼吁和解构，应该是勇敢的。

　　然而，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大群的知识者成为“右派”。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艾青们陷落社会的底层，喉咙塞满沙泥，再也无法歌唱。对于中国诗坛来说，这是一种不幸呢，还是一种幸运？人才固然遭到蹂躏，但是噪音也随着他们的失宠而大大减少；在苦难的生活中，他们倒是有希望酝酿另一种歌声，不驯的歌声。主流诗歌是没有个性的诗歌，统一的诗歌。即使有个别诗人试图玩弄花样，也仅仅局限在修辞学方面，因为连文体形式也都贴上阶级的标签，没有哪一个主题不是经过严格筛定的。这样的诗歌注定是刻板的、粗俗的、肤浅的、浮夸的、虚伪的，甚至是堕落的。频繁的运动和燥热的气候培养了一种粗暴的官方文体，诗歌的直接性被利用为直接打击，从批判胡风集团和“反右”的作品中，我们看到，诗歌是如何瓦解经验语言而使用概念语言，行使语言暴力的。另一种堕落，就是利用诗歌的抒情性进行谄媚，其实是政治投机。在大地沉寂时，我们不会忘记，中国的颂歌是如何的美好动听，响遏行云。

　　比较一下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诗坛，不会是多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