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曼德尔施塔姆为例，希尼公正地指出，这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其实只是希望如他所说的那样“自由呼吸”，写作一种无羁的、非说教的、不受政党支配而仅仅忠诚于灵感和所有词语的诗歌。然而，在一个统一思想和音调的时代，只要坚持个人的方式就是对抗。“因为他不愿如苏联政府所要求的那样改变自己的音调，他就代表了一种威胁，他便必须去死。”对此，曼德尔施塔姆有着可怕的预感：“我知道，生命的气息日渐衰微／用不了多久——他们会扯断／关于粘土怨恨的质朴的歌／还在嘴唇上浇灌锡水。”叶赛宁在通信中这样诉说着内心的苦闷：“历史正在经受一个扼杀个性的沉重的时代，要知道，现在实行的完全不是我以前想象中的……就像那个赫勒拿岛，既无荣耀，也无幻想。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建筑着通往看不见的世界的桥梁的人是艰难的，痛苦难耐的。”他在诗中歌唱道：“把整个心灵献给十月和五月，／只是决不交出心爱的竖琴。”在这里，同样可以看到，保卫诗歌和心灵的纯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沃洛申的诗：“是什么变换了？国徽和国名。／那一股飓风刮遍所有的道路：……／要对皇权进行革命的爆炸……”；他在另一首诗里写道：“我做着一切，使兄弟们／不残害自己，不互相杀戮，／而在血腥的名单中，／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和别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个具有良知的人，对于人类的不幸一定会主动承当，而不致于置身度外。“我戴着围巾，用巴掌掩着嘴在院里大叫：／咱们现在庆祝的是什么时代？”一面大叫，一面掩嘴，这是典型的帕斯捷尔

　　纳克式的态度，但是无论如何，敢于质疑是勇敢的。阿赫玛托娃在她著名的《挽歌》中写道：“冥辰高悬在我们头顶，无辜的／俄罗斯在痛苦地挣扎……”对于自己的写作，她表白说：“我承认有时用了隐显墨水或者写了只有通过镜子反射才能读懂的句子——我不得不这样做，我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敢于保留历史的真实，包括内心的真实一样是勇敢的。

　　在整个白银时代，勇敢的诗人其实也不会很多，那些挺身而出捍卫真理的战士诗人一样缺席。诗人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屈从于政治重力，在自己的体内建立起一个管理系统，由正面回应意识形态的个人意识监视所有的思想活动，或者将本能要求直接向意识作出报告，自我设限，自我控制，自我否定。希尼把这称作“管辖舌头”，这样，势必导致扼杀自由意志、真实性、正义感、干预和参与的热情。虚伪变得不可避免，正如扎米亚京所描述的那样：“虚情假意实属遗传病，这种病遗传到了当今的……文学界，文学界中有四分之三的作家染上这怪病。我们的纯洁是如此完美，在舞台前赤裸的真实刚一露出膝盖或肚皮，我们立刻匆忙地用戏服给它盖上了。”然而，俄国文学毕竟具有一个深厚坚实的人道主义传统，这一传统比旧政权的许多足以称作“残余”的东西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虽然它遭受到破坏和削弱，却从来未曾中断过。正是这一文学传统拯救了其中的一些作家和诗人，使他们得以保持应有的独立姿态。而且，俄国知识分子普遍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因此能够从根本上认同一种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并始终不渝地用心灵守护它。

　　中国新诗恰恰缺乏这样一个诗与人相结合的伟大传统。就连屈原、杜甫的声音，在历代诗人群体中也是十分微弱的。至于新文学传统，其灵魂，即五四精神，由于本土资源的匮乏，很快地，便在接连的冲击之下趋于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