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

　　在历次运动中，他以官员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加入对各种虚拟的阶级敌人——正如众所周知的，这些已死或幸存的“敌人”最后都得以“平反”——的斗争；但因此，身后被称为“战士诗人”。1953年，他即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后升处长，1955年参与罗织整理胡风“反革命”材料，后被任命为中国作协秘书长兼总支书记、党组副书记。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作为作协决策集团成员之一，表现十分积极，对冯雪峰的揭发批判尤为突出。至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他又主动出击，对沙鸥等人进行“清算”。所谓的“战士诗人”，到底为谁而战呢？人们反复例举《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诗作为他反对“四人帮”的实证。的确，在一个全民混战的年代里，郭小川既是加害人，在某一阶段里或在某一程度上又是受害人。“文革”前，在对待“丁陈反党集团”和个人工作调动的问题上，他曾受到作协党组的内部批判；“文革”时进入牛棚或干校，这已是到了玉石俱焚的时候了，至1974年被江青等以同林彪反党集团“关系密切”的嫌疑罪被专案审查。关键的问题是，郭小川从来未曾对过去加害于他人的行为有过悔罪的表现，而且，作为受害人，他与过去作为加害人的思想逻辑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系列问题上，没有出现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磨擦或断裂的迹象。

　　建国伊始，郭小川便带着延安的经验大步踏入诗坛。这经验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一是改造世界观，其实后者是隶属于前者的。因此，他的诗作绝大部分是主动配合政治运动的，可以说是运动的产物。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他写作《向困难进军》、《投入火烈的斗争》，是形象的党报社论。这些诗都取“楼梯”式，所以毛泽东说他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他在肃反运动中，写下《某机关有这样一位青年》，虚构敌情，将胡风描画成“狡猾的老狐狸”，极尽丑化之能事；又写了《闷热的夜》，批判对敌斗争的麻痹思想，煽动盲目的仇恨情绪。在《人民日报》于1957年6月发出“反右”的信号之后，他立即写出《星期天纪事》、《射出我的第一枪》、《发言集》等，宣称：“我要以孩子的名义／发出第一批／战斗的喊声！”为了歌颂“三面红旗”，接连发表《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捷音破晓》、《雪兆丰年》等诗，赞叹说：“在1959年／留下的功绩知多少！”大跃进的“功绩”包括：大炼钢铁、亩产万斤、全民奋战，凡这些都在诗中留下了一个极端的年代的遗痕。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突出政治”，“反修防修”，“继续革命”成了流行的主题。这时，郭小川写了著名的《甘蔗林——青纱帐》等，宣传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毛泽东评价他，说是“忠于宣传职守”是有根据的。“文革”期间，写的《辉县好地方》、《拍石头》、《登九山》等，都属于同样类型的诗。这时，他带着被害人的身份，热烈歌颂“大好形势”，歌颂“文革”及其“新生事物”，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太阳颂》、《雨大松青》、《祖国颂》、《欢乐颂》、《纪录片〈光辉的五七道路〉歌词三首》、《长江边上‘五七’路》、《祝诗》、《长江上》、《万里长江横渡》等，其中还有“刘少奇、林彪一类永受历史的审判”一类句子。这类配合运动的诗，作为抒情主人公，多表现为一种高出于众生之上的优越感，唯其如此，才可以作为“代言人”代神圣者立言。诗歌的最大特点是辞赋格，直抒胸臆，喜欢使用长句、排比和对偶，明显的号召性、鼓动性，行使语言暴力。《发言集》通篇充斥着这样的语词。“穿着我的战士的行装，／背上我的诗的子弹带，／守卫在／思想战线的边防”，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战士诗人”的自画像。“思想制造的语言／同金属制造的子弹／一样贵重，／每一颗／都应当命中／反党分子的心肝”；“只要有一个顽固分子／不肯投降，／我们的／擦得油光崭亮的子弹／就决不离开枪膛”，则是他以诗歌投入战斗时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