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住在托里贡的叶名琛面对的是不同的挑战者。他见到了传教士、商人、外交官、记者，他们都对这个被俘的中国大员深感好奇。他还坚持要人翻译《加尔各答英国人报》，新奇于英国议会的辩论。这迅速拓展的知识，让他欣慰又困惑，或许还加剧了他的沮丧。“现在我明白了，这比我以前从香港了解到的清楚得多，那时我根本不懂。”他曾对自己的翻译人员感慨说。

　　1859年4月，叶名琛死在托里贡。他从中国带来的粮食已经吃完，拒绝食用英国人提供的食物，他没有变成另一个苏武，却追随了伯夷、叔齐的轨迹。

　　很少有人记得这个插曲了，我在加尔各答遇到的华人，没一个听说过叶名琛这个名字，尽管他们都来自广东。

　　Tangra是加尔各答的“新中国城”。夜色中，我看不出它“新”在何处。从市中心出发，大约半小时后，出租车从尘土飞扬的大路突然拐入一条寂静的小路。在夜色中，我只看到路两旁静默的高墙，像是传说中的江湖世界。但再一个转弯之后，那个熟悉的加尔各答景象再度浮现。汽车、摩托车挤压到一处，放肆的鸣笛，人们站在街旁，交谈、嬉笑、兜售油炸的食品。唯一不同的是，街两旁边的商铺多了很多中餐厅，它们都窄小、暗淡，霓红灯管编织的店名散发着廉价的光。其中一家赫然叫“南京”。这真令人产生奇妙的联想，正是从《南京条约》起，中国被拖入了近代世界。而英国人的战舰也正是从加尔各答出发的，运载的印度兵远超过英国人，据说也正是这些印度兵让广东人不悦，他们的黑皮肤比白人的蓝眼睛还引起当地人的不安。

　　李万成执意要带我们去一家叫金利的中餐厅。他五十六岁，出生在这里，他的爷爷在1920年代移民至此，就没回中国。住在Tangra的中国人全部来自广东的梅县，他们说客家话、孟加拉语、印地语和少量的英语。李万成的语速短促而急切，吐字又不十分清楚，像是连发的但炮筒被高度磨损的迫击炮。我很少听清他的完整句子，但这不妨碍他对自己中文水准的自得：“这里的华人区再没有比我说得更好的了。”

　　我没品尝出这“金利”的独特味道，发白的油菜无精打采地堆在盘子里，炒鸡丁淹没在红色辣椒里。李万成谈兴甚浓。他说起少年时读过鲁迅、茅盾与冰心，尤其记得最后一位所写的《寄小读者》。五六十年代是这个华人社区的繁盛时期，这个客家人的小世界达到了两万多人。他们有自己的商业组织、社区中心、公共墓地、几份华文报纸、四所华人学校，李万成在其中一所接受教育。学校里的老师不乏毕业于燕京大学这等名校，他们下南洋既是为了寻找一份生计，也多少呼应当时的思潮——服务海外华侨，使他们成为筑造新中国的力量。因为远离，他们对中国的情绪更为浓厚，文学作品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但政治因素随时可以中断文化上的努力。这个华人社区在70年代后开始衰落。衰败的种子可以追溯到1962年，中国与印度的边境战争令华人身陷困境。他们成为不被信任的族群。在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他们随时可能被捕，被送往北部的集中营，或者遣返中国。

　　李万成对此一句带过，他更愿意谈论现在的中国。“我已回了中国七次，”他说，“我看中央台的国际频道，上网读新闻，中国发生的什么事情都清楚。”他抑制不住地赞赏中国的崛起，海外华侨扬眉吐气。他也说起家乡新修的大楼与马路，要比加尔各答还要气派得多。他很愿意在我们这些北京来的人面前表明，他不仅没有落伍，还紧跟变化。中国的繁荣，似乎也抚慰了华人社区的衰落给他带来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