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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加罗尔的历史学家(2)
作者:许知远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3029  更新时间:2011/10/2 20:48:55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我喜欢他的开阔眼界和这股雄心,印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许诺与支持这种雄心。我很难想象,中国会产生对应的人物。柳传志或是马云,他们都是卓越的商业领导人,并有一种大众偶像式的魅力,但他们会写一本《想象中国》,谈论这个国家的困境与希望,给出自己的解剖与方案吗?很显然,这不仅仅是缺乏才智与兴趣。

  但班加罗尔吸引我的,不是软件公司、呼叫中心、商业领袖,而是一位历史学家,拉姆钱德拉·古哈。离开北京前,我读到他的《甘地之后的印度》,我很久没读到这样令人心动的历史著作了,能将典雅的叙述和透彻的分析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厚度超过八百页。它还有着畅销书的特质,给予读者一把钥匙,将如此复杂的当代印度史,经由一种理念而串联在一起。

  我们约在Koshy咖啡店见面。这里下午嘈杂、热气腾腾,墙壁上挂着黑白的照片,那是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景象,有一种危险的怀旧——那是个更单纯、更具美感和更有秩序的年代。自从1904年创办以来,它就是本地艺术家、作家、新闻记者和风雅人物的聚集地。这里用蓝色桌布,服务生们的白色制服像是中国警察在80年代的服装,只是少了两个红色肩章。市区的味道与机场不同,而硅谷的味道与景观都被隔离在郊区的工业园区了,市中心仍是那个摩托车、破建筑、英国殖民的遗产构成的印度,偶尔的几座现代购物中心,都显得鹤立鸡群。

  古哈准时而至,白棉布衬衫,暗黄色裤子,运动鞋,身形魁梧,他曾是个板球好手,而他第一本引起广泛注意的书,是关于板球的历史。

  “他只是个体育历史学家。”一位小说家曾不屑一顾地说。当时,他们正就印度的民主问题在报上打笔仗。除去情急中的小说家,没人能把《甘地之后的印度》的作者不当回事。他刚刚坐下,一位热情的读者就前来表示敬意,《华尔街日报》欢呼他是“首席印度记录者”,查理·罗斯邀请他出现在夜晚谈话里,更重要的是,印度人拥抱了它,这样一本严肃、厚度十足的作品,登上了畅销书榜首。这本书的命运也像是印度现实的延伸。绝大部分印度人读不懂英文,这里有十五种官方语言,不同区域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独特文化传统与语言方式。古哈对我说,它已被翻译成这十五种语言中的六种。

  这也是这本书的核心命题:是什么把这样广泛的人群和区域变成了一个叫印度的国家?19世纪的英国殖民者们感慨,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印度”。人们觉得自己是旁遮普人、孟加拉人、马德拉斯人,而非“印度人”。欧洲人依靠某种语言、区域或抽象的民族本质,而成为一个个的民族国家,而印度,“旁遮普与孟加拉的差异,要比苏格兰与西班牙之间还大”。这种怀疑也贯穿了20世纪。宗教、种姓、语言、阶级,这些屏障难以克服,似乎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混乱的冲突,穷人又太多了,他们能理解民主制度的含义吗?

  但印度不仅存在下来,而且生命力旺盛。古哈相信,“民主”是理解这一切的钥匙。比起广泛传诵的经济故事,他认定“当代印度真正成功的故事是政治而非经济”。正是民主政体,才让这么多嘈杂的声音与争端共同存在、相互激发,而印度也对民主这个理念做出了新的补充。

  古哈热情、亲切,但我们却没有太多好说的。他所知的一切都已在著作与文章中表达清楚了,更糟糕的,我还同意他所有的看法,认同他的视角。他是我最欣赏的那类知识分子,既有强烈的热情,又保持着冷静与批评的态度。在印度沉浸在自我庆祝时,他列举出“印度无法成为超级大国的十个理由”。他赞扬了这么多印度的民主,也对它的弊端忧心忡忡。

  他对中国议题没有兴趣,倘若印度代表一种政治理念,中国则代表另一种,它们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国家间的,也像是理念间的——民主而喧闹、集权而一致,到底哪种体制的运转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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