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了解俄国人，我们需要这样的强人。”卡琳娜这样为普京辩护。她今年二十八岁，算是“革命”后的第一代俄国人。在20世纪，“革命”是个因过度使用而暧昧不清的词汇，对于俄国尤其如此，除非你加上清晰、准确的定语，否则人们很容易被你口中的“革命”弄得迷惑不已。

　　对于卡琳娜这一代来说，“革命”当然不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也不是我们这些外来者习惯性误认为的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而是1991年，苏联在那一年行将结束前解体了。

　　她那年才九岁，对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共产主义体制下的生活都记忆不清。她的成熟与一个新俄国的成长紧密相联，一个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却没有随之而来的俄国。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大国地位迅速衰落，这些创伤记忆都增强了普京的合法性。

　　像此刻世界的很多地区一样，这里的青年人对政治没太多兴趣。像是对被政治运动、意识形态弄得乌烟瘴气的20世纪的逆反，新世纪的青年生活在一个“去政治化”的氛围中。四十年前，一名西方的摇滚歌手、先锋艺术家，都要表明对于第三世界革命、越南战争、政治丑闻的看法。在另一个意识形态阵营里，一首诗、一本书、一次公开谈话、一件服装的款式，都拥有政治含义。而现在，对立的东西方阵营消失了，不是作家、艺术家要扮演政治角色，而是政治人物纷纷让自己富有娱乐价值。

　　对于卡琳娜的绝大多数同代人来说，普京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他的个人魅力，而不是政治理念。他会开战斗机，是个柔道高手，赤裸的上身没一块赘肉，他既会在镜头前不苟言笑，也会在综艺节目中唱上一曲，最近还和一群被释放的间谍进行一场哈雷摩托车赛。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私人化、琐碎化，需要很多小小的性感。

　　这是我与卡琳娜第二次见面。她漂亮、乐观，有一个可爱的翘鼻子，总穿白色连衣裙。“她有俄罗斯姑娘没有的敏感和温柔，一些地方像是东方女孩。”我年轻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我几乎不认识其他俄罗斯姑娘，至于东方女孩的“敏感、温柔”的特质，似乎也更多来自臆想。不过，卡琳娜英语流畅，这在俄国青年中并不多见，她特意去马其顿的英语学校呆过一年。她对中国尤其感兴趣。她为一家芬兰贸易公司工作，主要货源来自中国。她刚刚从上海回来，肩上还挎着印着青花瓷器图案的白色提袋。在上海，她被中国人的敬业态度惊呆了。“他们一直在工作，还一直保持微笑，商店里服务员都会讲英文。”她对我说。

　　乍听起来，这实在算不上什么有趣的发现，但倘若你在莫斯科生活了一周，就知道这是多么的例外。他们的服务员永远是爱搭不理地站在一旁，很难同时做两件事，倘若五点下班，没人会在五点零一分接一个工作电话。比起令她兴奋的上海见闻，我更愿意听她谈论俄罗斯文学。与其说是谈论，不如说是提及名字，我们的英语水准都不足以对这些灵魂进行探讨。她是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迷，熟知从曼德尔施塔姆到布罗茨基的20世纪诗人，甚至很清楚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Samizdat）传统。这一点很不常见，对于很多青年来说，勃列日涅夫的苏联与图拉真时代的罗马差不多，都是遥远的历史。那些微弱的反抗声音，更早已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