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讲起这段往事时，仍旧激动。我大约可以想象这给一个少年带来的冲击，它混杂着无辜、愤怒与羞辱。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勤奋地锻炼身体，自学了武术，甚至自制了锤子——它坚固有力又不足以致命。他似乎一直在等待再次的相逢，即使不是那几个光头青年。他需要某种冲突来释放内心的羞辱感。

　　在这种意义上，他对普京颇有好感。在他的任内，社会秩序重获稳定，令人不寒而栗的光头党的数量迅速下降。我还记得90年代末在报纸上关于光头党的零星报道。在一个被宣布为“历史终结”的时代，似乎早已被埋葬的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再度兴起。德国、奥地利还有俄罗斯，光头的青年人残酷地攻击外来移民，声称要保持民族与种族的纯粹性。它也是部落主义和全球主义古老交锋的延续。但纯粹性是个多么脆弱的自我声称，最近的研究表明，希特勒含有犹太血统。暴力则是恐惧的象征，当柏林、维也纳与莫斯科的光头白人青年奋力地殴打亚洲面孔时，他们也被一种深深的恐惧与无能所攫取——他们在新的经济与社会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他们的数量少了，但下手也比以前狠了。”小郝说。那时候，我们正经过莫斯科大学的校园。他指着一片草地说，就在去年冬天，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这里差点丧了命，几个光头党把他的身体捅成马蜂窝，幸好被及时送到医院。中国人不是光头党主要的袭击对象，他们在莫斯科的人数太少，仇恨与暴力针对的是中亚人，他们来自各个“斯坦”。苏维埃帝国的气息仍无处不在。除去庞大的建筑，还有街道上、地铁里的面孔，白皮肤的斯拉夫人、细长眼睛的蒙古人、黝黑的越南人都随处可见。

　　如果你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还可以区分出谁来自塔吉克斯坦，谁又来自土库曼斯坦。社会分工也显现出帝国的层级，清洁工人、建筑工人一般是塔吉克人、土库曼人，阿塞拜疆人贩卖水果蔬菜，格鲁吉亚人开赌场，亚美尼亚人控制着高级商业活动，零售业归属越南人与阿塞拜疆人，而中国人则把持着轻工业的批发业务。历史充满意外，二十年前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纷纷寻求独立，而现在这些地区的人民又不停地涌向莫斯科，因为这里汇聚着金钱与机会。

　　昔日帝国的痕迹也表现在大学里。在一个干燥的下午，小郝陪我去逛莫斯科大学。倘若克里姆林宫的外形最多令人想起莫斯科大公国，莫斯科大学的主楼当之无愧是“第三罗马”的知识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它是欧洲的第一高楼。与如今我们熟悉的细长的钢筋、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截然不同，它强调的是威严、封闭、庞大，不知为什么，它让我想起拉伯雷所说的“庞大固埃”，它可以容纳五千人在其中学习、工作与生活。

　　主楼前有开阔的道路直通麻雀山，在那里可以眺望莫斯科市全景。就是在这麻雀山上，少年赫尔岑与他的朋友奥加辽夫紧紧相拥，发誓为选定的斗争而献出生命。那是1827年，十二月党人在两年前的起义激发了他们的精神觉醒，要争取自由、反抗专制，变成他们一生的信条。

　　青年人的热情会消沉，却从不会泯灭。它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并且蔓延到更广大的世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莫斯科是半个世界青年渴望的知识圣地，社会主义不仅创造了更好的政治制度，而且在知识竞赛中也要胜出资本主义的西方。

　　从20年代的王明、李立三、邓小平、蒋经国，到50年代的江泽民、李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刻，留苏学生主宰着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