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它们都以简单化的希望为开端，以更深刻的幻灭为结果。一个丧失细微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的社会，经常是这种希望与幻灭交替作用的温床。

　　但是，阿斯旺尼比我乐观得多。最终，我见到了阿斯旺尼。约定的时间是晚上九点，他的诊所。

　　GardenCity不似Downtown喧闹，却同样破败。夜晚的街上静无一人，路灯昏暗，阿斯旺尼牙医诊所白色灯箱的广告牌难以被错过，Dr.AllaELAsswany的名字和他职业牙医赫然其上，标明在第四层。你想象不出在其他地区看到类似的景象。比如在芝加哥，你会看到索尔·贝娄工程公司的名牌出现在街道的拐角，或是北京的余华运转着自己的口腔诊所——他从前也是牙医。乘着迟缓的电梯，我们来到四层，诊所是顶角的一间公寓房。

　　星期日的晚上，是阿斯旺尼每周两天行医中的一天。在这一天，他下午来到诊所，然后一直到半夜。我们坐在狭小的接待室里等他，耳边不时传来机械动力的声音，不知是什么医疗设备正被使用。一侧墙上挂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授予阿斯旺尼的毕业证书，1983-1985年，他在那里学习。在埃及，这是最好不过的信誉保证。人们对美国，表面愤怒，内心崇拜。阿斯旺尼从诊所的里间走出来，身形高大、宽阔，有一种与身形相匹配的温暖。“左拉是医生，契诃夫也是医生。”他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双重生活有什么特别。

　　很少有埃及作家能够依靠自己的写作维持生活，马哈福兹一直是一名公务员，直到1988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前，那些动人的篇章给他带来的收入少得可怜。在《亚可比安大厦》出版的前两年，尽管它是前所未有地畅销，却仅仅给阿斯旺尼带来九千元的收入，思想与创造力不被重视。直到它的外语版权出现后，这一状况才得到改善，几个月前，它的全球版权卖出一百万册。

　　他仍愿意继续行医，他担心成功会限制他的生活。还有什么比和形形色色的病人谈论病症，交流感受，更能保持着一个作家对现实生活、社会的敏感呢？——当一个人身处病患，总是呈现出他最真实的一面。埃及也是他的病人。“贫困、腐败、教育，甚至恐怖主义，这些埃及面临的问题，都只是病症，”他说，“它们都来自共同的病因——政治独裁，而民主是最好的解药。”

　　与小说中弥漫的绝望相比，他在现实中的乐观令人意外。存在着两个阿斯旺尼，小说家的阿斯旺尼描述痛苦、幻灭，它们都在紧紧地扼住埃及与埃及人的咽喉，让他们濒于窒息；而专栏作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阿斯旺尼，则努力使人确信，复杂的问题有着清晰的解决方案，一切都有希望。他说尽管没有成熟的反对党，但是他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希望就在其中。他和他的朋友们正热烈地期待巴拉迪的归来。

　　去年11月离任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奖得主穆罕默德·巴拉迪，或许是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埃及人。他决定参加2011年总统大选的消息，是对埃及政治秩序令人振奋的冲击。所有埃及人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计划——穆巴拉克的儿子Gamal将竞选并很可能当选为下任总统。通过他每周一次的专栏与沙龙，阿斯旺尼是一个热忱的公共生活的领导者，但他不准备加入任何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