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可能改变过去，却可以改变未来。”在接受BBC采访时，以色列工党领袖、阿拉法特多年的谈判对手西蒙·佩雷斯在他的老对手死后这样表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与很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一样，期待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能够重新开启与以色列的和谈。美军在伊拉克费卢杰的战斗仍在继续，再次当选的乔治·W.布什将继续他的革命性外交政策，中东的确处于另一个转折时刻。阿拉法特的离去，是否真的说明那个旧秩序已经结束？巴以冲突正是中东棋局上的那个死结。

　　一条钢筋水泥围墙，将方圆不超过一平方公里的阿拉法特的官邸包围起来。在临时搭建起来的建筑物与围墙四周的房顶上，各家电视台付出一万两千美元获得一个可以拍摄到院内景象的地点。自1994年起，阿拉法特就工作与生活在这里，2001年，他迎来了一生最屈辱的时刻之一。这一年12月3日，以色列军队的坦克开到了他的住宅前，将阿拉法特“围困”在官邸中，22日，以色列内阁决定，禁止阿拉法特离开拉姆安拉前往伯利恒参加圣诞节庆祝活动。阿拉法特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

　　那也是阿拉法特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一直到2000年前，他似乎仍因作为奥斯陆协议的缔造者之一而受到尊敬。但之后的“因地发打”运动再次将巴以关系推入僵局。不管是新上任的以色列总理沙龙还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布什，都相信阿拉法特是一个足以被抛进历史垃圾桶的人物，他个人的存在阻碍了和平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阿拉法特仍展现出他无法被忽略的政治影响力，如果没有他，不管是库赖还是阿巴斯，似乎都难以拥有足够的能力与政治资本来达成和平协议。

　　“即使猴子穿上西装、打上领结，它也仍是猴子。”一位极端的犹太教徒这样评论人们对阿拉法特死后可能开始的巴勒斯坦选举——人们期待选举可能造就一个值得信赖的机构，并展开新的谈判。“从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取得这方面的成功，没有一个。”自由选举真的能将巴勒斯坦带上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吗？亚德·塔哈则干脆说，他觉得所有竞选人实质上都差不多，在表面的差异下，他们的观点其实都是一致的。

　　几个月后，塔哈会从大学毕业，他期待能去英国读书，他认为那里比美国好，因为英国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更为宽容，而在美国，“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政府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恐怖分子”。但在毕业前，他每天还得必须穿过那些令人感到羞辱的检查关卡。“有些时候，我的确也想攻击他们。”曾经在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都短暂工作过的塔哈说。如果那些自杀性爆炸者不去攻击咖啡店、医院与超级市场，而是针对士兵，他是完全支持的。“他们的士兵也杀害过我们的孩子。”而一位叫德维亚的二十六岁的以色列年轻人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在他的国家，每个男孩子都要服三年兵役，女孩子是两年。在那三年中，德维亚经常在加沙地带巡逻，并根据情报突然闯入被确认是恐怖分子的家中，将其擒获或射杀。“听着，我不喜欢杀人，那些经历的确改变了我的心灵。”在退伍后，德维亚甚至不愿再谈论那段经历。二十四岁的塔地阿亚是耶路撒冷的一名警察，在2003年一起著名的自杀性爆炸发生时，他看到一条胳膊从眼前飞过，汽车上满是尸体的碎片。

　　令人难以忘记的历史与仍在不断进行的新冲突，让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复杂得难以梳理，而且理智的作用往往有限。阿拉法特的个人悲剧，既展现了这个国家的悲剧，也是整个中东悲剧的某种缩影。他的离去，的确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情感空白，但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淹没在阿拉法特个人魅力之下的那个民族的真实情感与渴望，这种渴望将在未来不断被表达与释放出来。伟大人物的作用总是两面性的，他既唤醒了你沉睡的情感，又抑制了你的真实感受。终其一生，阿拉法特都未能放弃他年轻时就塑造出的自我模式——一个不断革命的人。

　　2004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