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间的四年中，他们经历本地人对他们感情的戏剧性变化。一开始，人们对这群中国人充满好奇，他们代表着外来的事物，肤色更白，面孔不同，更富有，更先进的技术，新的工作机会……但是这种好奇与好感，因为两年前的一次事故而遭受质疑。在一次采石爆破中，一块巨石意外地飞出安全线，在滚落中它压坏了十几所居民房，还砸死两头猪。它在山间小镇激起愤怒和不信任，经过赔偿和道歉后，表面的冲突消除了，但双方间的情绪却发生微妙变化。

　　这种变化或许也加剧了中国工程队的孤立感。TarakeaGuesthouse像是小镇上的孤立岛屿。院门一关，这里就是独立的中国人世界，声音、味道、杂乱习惯，都是中国式的，就连厨房里的黑人女工都热爱上炝炒圆白菜。你几乎在院子里都闻到那种思乡之情，这其中混杂着厌倦、喜悦、疲乏和某种空虚。很多同事已经回国了，他们是最后的留守人员。

　　对这里的年轻人来说，那种厌倦和喜悦感似乎都更强烈。他们来这里最短也一年多了，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出国。来到异地的新鲜感业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惯性。工程的最后阶段，也是最繁忙的时期，同事们走了大半，他们要承担起以前两三个人的事，在空余的时间里，他们用上网和睡觉来打发时光。

　　在睡梦中，他们必定被自己的青春骚动弄得难安吧。8月7日的夜晚，他们在我的房间里闲聊。我们谈到了这里的酒吧和姑娘。他们说起黑人姑娘那美妙的舞姿——她们特别会抖动自己丰满的臀部，性感和节奏感无人可敌。他们只偶尔去小镇的酒吧，让他们流连的是更大的城市Arusha——它经常被称作“非洲的日内瓦”。而且他们在那里还留下一些足以回味的记忆——独自坐在酒吧里，一个黑人姑娘走过来，一句话不说，或者仅仅是斯瓦希利语的“你好”，就把一个保险套放在桌上，然后伸手指指门外。“她不好看”，他们自言自语，仿佛表明，只要她够好看，他们就肯定有勇气和她出去。

　　我问他们这段时光的收获，除去学会以本地语言和黑人工人打交道，以及比国内更高的收入，还有些什么？意外的是，他们说起了阿康，说起他们对中国看法的改变。

　　在人群中，阿康和彭老大一样引人瞩目。后者依靠的是他的身形和音量，而前者则是他说话的速度和信息量。阿康拥有传统中国读书人那样的瘦弱和一望可知的理解力。他的表达像是匀速的水龙头，一个词接一个词，一个句子接一个句子，从来不停。在一起吃饭时，他和彭老大，像是两个相互抢话的常年搭档，分别用密度和强度来击倒对方。

　　三十九岁的阿康1987年进入成都科技大学研究水利，他的论文是有关三峡大坝的泻洪。“那真是四亿人头上的一盆水，”他说，“如果三分之一的水坝垮掉，长江水将淹到南京，上海的外滩也会消失。”谈起二十年前的论文，阿康似乎仍感到激动。他的论文也是巨大的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注脚。但很可惜，这些质疑声音，在决议讨论时，都逐一被富有技巧地遮蔽了。

　　或许因为出身于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家庭，阿康很早就对中国的现状持有怀疑。他批评的严厉性，随着他年岁与阅历而增加。“做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对国内的习惯性思维哧之以鼻，“它只是地理上的偶然。拿着中国护照出门，在哪里碰到的都是更多的审查和麻烦。”他记得在罗马机场，因为中国护照而招来的不必要的麻烦——移民局官员总是担心他们是非法移民。几年前，他移居新西兰。这个大洋之上的岛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一样，既是那些对未来中国的环境和制度缺乏信心的中国人的向往之地，也是中国官僚体制中的败类们转移财产的地方。老康的邻居里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在中国南方某省的地方公安局负责人的父亲，将超过一亿元人民币转移到他的名下，在此过着乐不思蜀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