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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对批评的批评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1729  更新时间:2014/3/7 13:35:08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对批评的批评 

 小引

小背景
 
  最近几年,关于诗歌的各种说法甚嚣尘上,各色人等纷纷登场,前有一批思想家开会鼓吹诗歌的现实承担,后有小青年指责诗歌要死,又有林贤治论说九十年代,更有顾彬等汉学家趁火加油,其间还穿插着梨花体,裸朗诵,诗拍卖等等等等,把个中国诗歌弄的好不热闹。这两天谢冕老先生也站出来说话,大体的意思是诗歌是高贵的云云,不仔细看,我还以为又是各家说各话,但仔细一想,其中却有大大的不对。 
  在我看来,以上种种现象和发言,虽然源出于诗,但大部分都只是披了一件诗的外衣,内里却跟诗关系不大。在思想家那里,诗太纯了,在小青年那里,诗太老了,在林贤治那里,九十年代以来,诗成了垃圾,在谢老先生那里,诗又太少数高贵了。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对诗这样不依不饶的,好像她真是个问题,谁都可以搞一下。其实,诗,在很多时候是可以放弃的。诗的秘密正在于你不一定非搞她不可,你在她面前是自由的,你才有资格说自己爱她。
  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各人的表达方式不同,我愿意善意的理解这些发言和举动。因为实际的情况是,诗和诗坛之间已经越来越远了,热闹的永远是那个坛子,而诗本身,其实一直是安静的。
  但我还是有话要说。
 
 
感动与感觉
 
  谢冕老先生给好诗定了一个标准,就是“让人感动”。说心里话,我对他有这个判断和表白,一点都不惊奇。感动多好啊!抒情的、眼泪的、共鸣的、似曾相识的,那么多你一醒来就唾手可得的东西,多轻松啊。但是,诗应该这样吗?诗曾经这样吗?谢老说,不能以“进化论”来看待文学,我完全同意。也正如他在《论中国新诗》中说的那样:“一千年过去了,那悬挂在长安城头和峨眉山颠的李白的月亮,为什么还是那样的皎洁明丽?”这话的意思很清楚,好诗永远是好诗,不管你是唐宋还是朦胧。所以在艺术这个圈子里,谈超越,只不过是变化了一个说法的技巧性话语。
  这和立场有关,而立场,和价值有关。
  但我从来不喜欢参与关于诗的标准和立场的讨论,我以为,那基本上是我站在我的立场和价值上来判断你的立场和价值,永远是牛头对马嘴的游戏。如果不关乎利益,怎么样都可以,一旦牵涉到了,对不起,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什么都上了,盘峰或者衡山,不就是这样的吗?说它与诗无关,肯定不行,说它有关,你说关在那里?话说远了,打住。在这里,我仅仅想探讨一下关于“感动”的问题。
  我以为,一个好的作品,不管是哪一个艺术门类的作品,其意义都不是再现或者表现。我的论点不是攻击一个假想的敌人,而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谢老强调的“让你感动”说。我注意到谢老在这里使用了一个“让”,我想他的意思是强调诗的主动性。没错,一首好诗,首先应该具备主动性和侵略性。但是,诗的伟大(先不说主动与否),就是为了迎合你的感动吗?不!一首好诗,如果仅仅是对事实的再现或者对心理和观念的表现,肯定不是成功的作品,如果一个评论者所关注的仅仅是作品里那些能够被解释为对固有的事实再现,或者是固有的心理观念的东西,那又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没有感觉,缺乏对诗的感觉。当然这不是错误,仅仅是没有感觉而已。
  我从来就不认同一个艺术品,一首诗给人带来共鸣就是好的,而且还用这个说法来作为标准。共鸣这个说法实际上暗指着一个艺术观念,既艺术语言是材料形式对某个所指之物的传达,其基础还脱离不了表达论的范畴。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诗人最终关注的是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尽管我们一直在写着什么。难道一个读者应该关注的是诗中的那个“什么”吗?那他直接去面对那个“什么”产生共鸣就好了,跟诗有关系吗?
  错了。诗人听从的是诗语言的上下关联,关注的是诗本身带来的批判和拯救的力量,紧张的是诗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她是要改变你的感受方式,而不是准备迎合你的固有方式(这才是诗的主动性所在)。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我决不是说诗不许去再现和表现,事实上任何一门艺术包括诗不仅可以再现和表现,还可以有其它任何花样和方式,甚至只有感动也行。没有什么方式是不允许的,但诗难道就是为了这个而存在的吗?
  所以我说,诗“拒绝感动”,诗是改动,变动,是更新你对世界的理解方式的东西。真正的诗也决不仅仅是现实世界或者心理世界的某一个片段的代表,而是另外重新制造了一个世界,诗所创造的“另外世界”是独立完整的,有着仅仅属于它自己的逻辑和存在方式,因为它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她使我们大吃一惊,她是意想不到的,我们通常的感觉方式失灵了,她要求着我们生长出我们以前所没有的另一种感觉。
  老心灵假装新存在的方式肯定是行不通的。
  而谢老说他一直在等好作品,我看不是他老人家在等,是整个所谓的中国诗歌批评界在等。其实不用等,评论家们少开点会,放下身段来读,放下系统来读,放下窗帘来读,好作品不少,甚至很多,只是很多好作品经常被误解,原因可能很多,但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我们已经对感觉缺乏感觉。
 
 
少数与高贵
 
  争论诗的高贵与否还是诗人的高贵与否实在是个伪问题。虽然在目前情况下,我仍然认为诗是与意识形态发生关系的,但我们完全可以先放弃血统论或者道德论来直观的进行一场探讨。
  在我看来,“少数”与“高贵”这两个词语都是缺乏参照的一个模糊概念。如果我们还承认诗是革命的话,是具备了批判和拯救性的(是诗本身的,而不仅仅是素材的),那么我们还谈论那些东西有什么必要呢?我不相信也不同意把诗的伟大压在诗人的人格独立上,在大众文化对个人精神全面腐蚀的今天,诗如何存在,如何证明自己在人类文化中的位置才是更重要的话题。所以我一直认为,诗的自身批判性完全可以独立于作者的人格而存在,好诗是自我生长的树,她反过来甚至塑造了作者本人。
  诗,是一个比诗软弱的概念。
  很多年来,当代主流诗学过分夸大了诗的作用,不管是多数说还是少数说,都没有在诗的本质上意识到诗是无用之用。在某种意义上,诗可以干涉所有事情,但不对任何观念负责任。她的伟大也正在与此,不管你是古典遗世还是前卫先锋,不管你是高贵还是卑微,诗的开放精神都基本保证了“艺术的存在所凭借的,只不过是它没有进行一种服务。”不管诗过去怎么样?将来怎样变,它必须满足一个基本功能,同时也是人们对诗的一个基本期望,即诗必须是情感生活的发酵方式,它能够酿造情感,而不是表达已经给定了的情感和观念,否则不可能形成感性的积累。
  那么我们还谈论什么多与少,高与低呢?诗反对的正是这些所谓的文化针对性,梵高的绘画和他对世界的理解,多年后才成为这个世界的需求,诗难道不正是在做这个工作吗?不是诗变了,是世界变化了。
  直奔需求而去的人是小商人,他们按需生产,他们也是少数。诗人不这样,诗人喜欢怀疑,喜欢鲜活的现场,比如网络,这是评论家害怕的一个地方。因为谁都可以发言了,你的发言因为缺少了体系的保护而丧失了力量。而一个优秀的诗人根本不需要评论给他什么机会,既然都是少数人了,谁又能给谁机会呢?谁又有权利给谁机会呢?
  我愿意少数,我也愿意高贵,但如果只有少数和高贵,“诗”很不好玩,而一首不好玩的“诗”一定是不健康的。
 
 
评论家,稍息
 
  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去要求批评界如何,那太有点“许三多”了,认死理。但是很显然,在风起云涌的诗歌创作面前,如果评论家敢于承认自己的无能,在我看来反而是一件诚实的事情。
  我非常钦佩谢老的问题意识。当下中国诗歌批评界,还有几个人能够保持住这种意识呢?在我看来已经很少了。但话说回来,问题意识不能简单的就涵盖批评界自身的问题。更进一步说,在这个方面,诗人比评论家要深入多了。比如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关于诗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天生的,所有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如果说提出问题,诗人恐怕会提出更多更复杂的问题,但谁来解决呢?批评界吗?当然,批评界对我的这个责难恐怕不以为然,私下里还会说你是谁?
  先别管谁是谁吧。
  我觉得批评界有一个幻觉,就是以为他们能谈论一切关于诗歌的事情。而诗人们又从来不愿意搭理这一倾向。这样最终导致了一连串连锁的错误:批评界越发的胡说八道,创作圈越发的自以为是。这一错误非常微妙,诗在这时候却已经消失不见了。在诗这个问题上,批评界的思想能力远远弱于创造本身,它不可能给当下中国诗歌以更高明的指导。但可惜的是,批评界对诗的不恰当的兴趣影响了自己对诗的反思,从知识或者心理分析的角度去理解诗不但是狭隘片面的,而且歪曲了一些根本性问题(例如感觉和语言),结果成了一堆毫无价值的解释。
  诗自有其内在的自制,诗的意义正在于此。有限制才会有意义。所谓的话语权在这个前提下是有限的,也幸亏它是有限的,否则批评就会用无限的自由去害死自身。
  很多年来,批评界说出来的话是既想防左又要反右,这是最吃力的干法,并不高明。要知道,批评并不是为了一个说法,而是为了改进,否则,要你何干?难道就是为了让你用一百句话来解释我一句诗吗?
  当然对于读者来说,适当的分析可以加强他们对作品的感受力,但是对于作者来说,你们要干的是什么呢?不就是需要你们积极参与进作者的自我批评中来吗?但批评界迟迟或者很少进入到这个领域中,到是常常在外面大鸣大放,空谈一些泛文化的概念和说辞。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让你们稍息,等天黑了再说。
  至于标准问题,很复杂。批评界有能力让自己确信一个标准,诗人同样也有这个能力,甚至比你那个要更靠前一些。但实际上,诗人在这里做的相对要好,因为在创作的过程中,不可能让你永远朝前找到一个更深刻的理由去建设一个标准,并以此为根据。在那里,其实是没有标准的,诗人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只需要找到一个到此为止的只在这首诗中成立的标准就足够了,这是一个暧昧又模糊的界限,一方面我们以前的诗已经给定了一个规则,另一方面,规则又由我们自己来规定。
  这是诗人愿意谈论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也可能对于批评来说,许多时候缺乏进入其中的勇气,因为那样需要批评一方面有宏观的历史感,一方面又要保持鲜活的现场感,这个不是悖论的悖论,让批评界两难,也让诗两难。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诗歌批评到现在还非常幼稚,只不过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特别熟练的幼稚。成熟的诗歌批评还没有真正开始,尽管许多人因为被幼稚的批评歌颂之后转而对这样的批评大加赞美,赞美当然是好东西,可是难道当下的诗歌批评仅仅只需要赞美吗?
  批评家和诗人都应该意识到:什么都不能定义诗,诗只能由诗自己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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